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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雍正想搞臭的这个人,为何骨头这么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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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11 05:56:2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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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雍正帝给全国督抚级别的封疆大吏们发了一道上谕,谈论他本人对于用人选官的理念。在上谕中,雍正点名道出了他心目中的好官与坏官的典型。


其中,田文镜、杨文乾、李卫和诺敏四人,被雍正树立为模范督抚,说他们“实心任事,整饬官民,不避嫌怨,遂不满众人之意”。意思是,这几个督抚能干事,肯干事,敢于动真碰硬,干得罪人的活儿,所以尽管口碑不好,却是朕心目中的模范督抚。


杨名时、查弼纳、张楷、魏廷珍等五个督抚则被点名批评,雍正指责他们“操守虽清而皆顾惜情面,将就求容悦于人,故内外之人皆称誉者甚多”。这几个人,被雍正定性为“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同流混俗之乡愿”,表面上有口皆碑,实际上对社会、对官场风气的影响很坏。


皇帝通报批评了,不管对错总该忍着。这是为官者的基本常识。但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杨名时忍不了,他一直以圣人君子要求自己,无法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圣人君子深恶痛绝的“乡愿”。他给雍正写了个折子,申诉这个问题。


结果,事情越发往严重的方向发展,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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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康熙晚年皇子间的权力斗争中涉险上位的雍正,为人深沉,为政苛猛。跟康熙一样,他也有自己的一套察吏之术和用人之法。他多次在上谕中表述他的根本观念:“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


既然用人是一等一的大事,雍正更会在其中融入他的权斗手段。


有一句俗话,叫“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这句话肯定把问题绝对化了,但不无道理,至少,它反映了两代帝王在引导官场风气时所表现出来的迥异态度。


中国的历史传统,皇帝用人是有层级的。按照北宋名臣司马光的经典分类法,人可以被分为四类:“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于才谓之“君子”,才胜于德谓之“小人”。如果同时有这四种人应聘,那么皇帝的录用顺序应该是:圣人、君子、愚人,最后才是小人。也就是说,宁要无才无德的愚人,不要才胜于德的小人。因为小人会挟才作恶,危害最大。


司马光提出的这套用人标准,基本是古代帝王用人的钦定标准,但也不排除一些例外。


比如雍正。雍正在政治实践中倡行了一条“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误事的清官”的重才轻德的用人路线,与传统用人的法则大异其趣。在他看来,封疆大吏最上者,操守既好又能实心任事、不避嫌怨;其次则操守平常之辈;最下亦最可痛恨者,乃是洁己邀誉的清官巧宦。


他对清官的鄙薄,一向如此。只要组织部门或地方督抚举荐一个人,但凡提到此人“为官清廉”之类的话,雍正都会先戴着有色眼镜质问一番:那此人是不是施政能力有限呀?


曾任广东学政的惠士奇,在官场上口碑很好,但雍正对他并不认可。雍正在一个官员的密折上留下朱批说:“向闻惠士奇声名着实好,今见其人甚平常,想必随波逐浪,到处奉迎,邀誉窃名之所致。此等欺世奸诈之行,不可法也。虚名虽盗,实祸随之,何益之有?”


后来,惠士奇在雍正朝的政治下场果然很不好。只因为应召入对的时候,雍正心存不满,就被罚去负责修筑镇江城,后又被削籍归里。


雍正到底是怎样鉴别、区分一个人是能吏还是清官呢?


他有自己的独门秘诀。最爱君归结为四个字——反听舆论。


就是说,跟舆论对着干!口碑好的官员,能力估计不咋滴;口碑不好的官员,能力应该差不了。用雍正自己的话解释是:


此等清官,无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为非而豪强者颂之,故百姓之贤不肖者皆称之;无所取于属员而亦不能禁属员之不法,故属员之贤不肖者皆安之;大臣之子弟、亲戚犯法则姑容而不行参革,地方之强绅劣衿生事,则宽待而不加约束,故大臣绅衿皆言其和平而望其久留;甚至胥吏作奸而不能惩,盗贼肆行而不能察,故自胥吏至于盗贼,皆乐其安静而不欲其去任。及至事务废弛,朝廷访闻,加以谴责罢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叹息,以为去一清廉上司,为之称屈,此则平日模棱悦众、违道干誉之所致也。


在他看来,那些实心任事、整饬地方的能吏,往往触犯各阶层的利益,反而矛盾丛集,“或谤其苛刻,或议其偏执,或讥其骄傲”,结果却为舆论所不容。


这种内心成见进一步发展,就会把用人标准简单化,将清官等同于乡愿,把酷吏当成能干事。


皇帝的喜好,很容易影响并塑造当时的官场风气。如此下去,造成了雍正朝清官不容于世而能吏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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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杨名时等人被雍正点名通报的时候,雍正其实并未发现他们存在什么具体问题,只是本着他“反听舆论”的思维作出的判断:大家都说你官做得好,那肯定是你沽名邀誉得来的。


其实,雍正点杨名时的名真的很突兀。他此时可能并无其他深意,只是觉得杨名时名气大,就随手拿他举个例子。


因为这位康熙朝老臣,正是雍正一手捧上仕途巅峰的。


杨名时生于1661年,康熙三十年(1691年)进士,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擢升云南巡抚,已经60岁。宦海浮沉三十年,终于当上边省大吏。不过,这也极可能是他的官涯终点,毕竟年纪摆在那里了。


没想到,雍正继位后,对杨名时颇为青睐,说他“向来居官任任声名甚好”,还勉励他莫移初志,不忘初心。雍正三年(1725年)九月,杨名时居然晋升兵部尚书,仍管云南巡抚事。同年十月,升任云贵总督,照旧兼任云南巡抚。


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也就是雍正点名通报杨名时等人的同一个月,杨名时刚刚迎来一生仕途的巅峰。他被任命为吏部尚书、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


杨名时老来官场顺遂,可见雍正待他不薄。


杨名时是康熙朝名臣李光地的学生,一辈子以道学自励,此时已为士人领袖。康熙曾评价说:“杨名时实好官,不徒清官也。”


或许是这个原因,雍正继位之初,需要借重一些有影响的人物来帮助自己稳定政局。名气很大的杨名时,被拣选中了,所以连连升官。


在雍正点名通报杨名时之前两年,两人其实发生过一次龃龉。杨名时题奏时无意泄漏了密折密批,雍正对他的处罚是,停止了杨名时密折奏事的权利。


杨名时没有立马认错求情,而是等到好几个月后,才请时任云贵总督高其倬代呈了一个请安折。雍正对他不认错的态度很不爽,但最终没拿他怎样,反而自己很憋屈地示意高其倬从中转圜,密谕高其倬说:“杨名时是一好巡抚。但前者不许奏折,求也不求,未免自恃沽名,朕所以着他为难,亦自取之也。朕无怪他意。”


然后,还赐给了杨名时“端阳药锭一匣”。


经过高其倬的点拨,杨名时这才公开承认泄漏密折的错误,恳求恢复奏折权。


雍正这次欣然接受,给杨名时回复的朱批里还透露了一个好消息:“朕安。你好么。朕要用你总督,勉为之。”


没错,雍正不仅未再怪罪杨名时,还给他升了官。杨名时看到朱批,百感交集。


此时的雍正,表现出了难得的肚量。


按照两人关系的发展,后来即便雍正点了杨名时的名,杨名时向其他人一样默不作声的话,或许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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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雍正点名“清官巧宦”“流俗乡愿”,平生最恨乡愿、以道学相砥砺的杨名时,偏偏咽不下这口气。两个月后,杨名时决定给皇帝写一个折子,作为自己的申辩。


雍正看到折子后,相当生气。


杨名时的折子尽说些圣贤最恶乡愿、我要立志改正不负皇上训斥之类的话,但雍正一眼就洞穿了他的满腹牢骚和抵触心理。而且,雍正还看出杨名时节外生枝,竟然借圣贤之口,旁敲侧击雍正刚刚树立的督抚榜样。


这大大坐实了雍正此前对清官的看法:所谓清官,不过是一帮沽名钓誉之徒。你什么都可以拿走他们的,但一拿走他们的名声,就跟要了他们的老命一样。


雍正对杨名时的厌恶之情由此而生。他训斥杨名时说,朕说你两句,你听着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在此舞唇舌、弄讥讽,徒自取轻于朕耳”!


雍正有他的英明之处,但也有一切帝王的缺点。最突出的一个,就是臣下必须时刻服输,真心忏悔,不得在皇帝面前耍机锋、抖聪明。任何时候,都要给予皇帝最高的权威,不管是政治的,还是学术的。哪怕你是“有名人物,汉人领袖”(指杨名时),也不能例外。


也是活该杨名时要出事。就在抗辩“乡愿”一事不久后,杨名时又犯了一次泄露密折的错误。


因为是第二次犯错,雍正断定杨名时是故意的。


雍正朝正式立下的密折密谕制度,是雍正用人的一个特殊手段。封疆大吏不时地将地方各级官吏统治的得失,秘密上奏给皇帝,雍正把呈上的奏折批答后下达给奏事者本人。这样,皇帝及时了解了地方军、政、财等事务,特别在选用、提拔和调转官员以及对他们的奖惩方面都沟通了情况,最后亲自酌情裁决。


督抚大员凡有要事,经过密折取得皇帝的大概意见后,再公开提出来,就能顺从圣意,获得通过的概率会大得多。而皇帝则通过密折制度,在全国各地安插了无数双“眼睛”,藉此牢牢地控制了地方的统治机构。


这个制度一个显著特点是“密”,只有奏事者和皇帝两人知道。雍正经常在朱批最后加上“密之”两字,更体现了它的机密性。由此,也造成了官员间互相打小报告,雍正更好地揪住官员们的把柄。


杨名时无视帝国的保密制度,一再泄露密折。这一次,雍正可不会对他大度客气了。


雍正指出了杨名时泄密的两大居心:一是让大家知道密折推荐官吏,把别人升官的功劳揽到自己头上;二是故意泄露皇帝旨意,给六部施压,这样他奏请的事就能轻易通过。


雍正接着把杨名时骂得狗血淋头,说他“怙恶不悛,大奸大诈,全无人臣之体,甚属可恶”。


杨名时的厄运,随之骤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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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走上仕途巅峰仅仅三个月后,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被雍正视为“天下第一良臣”的鄂尔泰取代杨名时为云贵总督。


翌年二月,湖南布政使朱纲升任云南巡抚的任命发布。十月,新任云南巡抚朱纲和钦差刑部侍郎黄炳开始在云南昆明会审。


会审对象,正是刚刚落职的杨名时。


一个多月后,朱纲好不容易终于审出了“重大进展”:杨名时曾收受犯了贪污、亏空罪的原顺宁知府范溥的礼物——四批缎子,以及一对重十两的金杯。


根据这一条,就可以将杨名时问成死罪——判处绞刑。


然而,雍正对此并不十分满意。他后来跟心腹大臣鄂尔泰交底时说:“若不先治其假誉,返成伊千百世之真名矣。……此辈假道学,实系真光棍,诚为名教罪人,国家蛊毒,若不歼其渠魁,恶习万不能革。但此种类,若不治其名而治其身,反遂伊之愿也。”


意思很明显,针对杨名时这样的人,不批倒搞臭他,只从肉体上消灭他,是意义不大的,反而会助长他的名气。


雍正始终认为,搞倒杨名时并不真的是要弄死他,而是要撕破这样一个士人领袖的“假道学”伪装,给全国科甲出身的士人一个深刻的打击和教训。


必须承认,雍正的政治手腕很毒辣,也很高明。他继位后,政权不稳是事实,所以逐步推进打击异己。到雍正四年以后,与他争权的其他康熙皇子,助他夺权的年羹尧、隆科多,这些最危险的政敌都被他解决掉了。他才开始将政治注意力转向科甲朋党对皇权的威胁。


雍正对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向来难言好感。他认为,依托科举而生的同年、门生故旧之间相互袒护容隐的科甲陋习,是朋党习气的一种形式,是需要大力整饬的前朝积弊。在他眼里,这些人“徇私结党,互相排陷,必至挠乱国政”,威胁皇权稳固。


因此,雍正朝得到重用的大臣,绝少科举出身。他最器重的田文镜、鄂尔泰、李卫,都不是科举出身。


杨名时“中招”,或许是他在不恰当的时候撞到了“枪口”,刚好可以被拎出来作为反面典型。而此前优待杨名时,给他不断晋升,或许只是雍正的一种缓兵之策。


但是,杨名时的节气砥砺不是吹的。什么罪责他都可以揽下来,就是涉及他道德品质的罪名,他一概不认,死都不认。


雍正最终还是作出了让步,让杨名时先拿出三千两银子清结案件,再作处置。他知道杨名时是清官,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


果然,杨名时凑啊凑,只凑出了两百两。


于是,终雍正一朝,杨名时一直“待罪”云南,未被降旨处死,因为他还在凑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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