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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高校都是“三无大学”所以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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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24 10:54: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导游手记之四四:三无大学
        ——————————————————
        多伦多大学是一所著名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创办二百多年来,培育英才无数。校友中有四位加拿大总理,十五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人民熟悉的白求恩,钱伟长,林家翘,郭永怀,笑星大山,影星林志玲都是多大校友。老唐根据自己的留学经历和几年来当导游的经验,总结出加拿大的高校都是“三无大学”:无校门,无围墙,无党委,多伦多大学就是三无大学的典型代表。对于老唐这一重大发明创造,达总一如既往地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说老唐胡乱归纳,不着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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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二七年,英王乔治四世(维多利亚女王的伯父)颁布皇家宪章,正式创立“国王学院”,隶属圣公会。一八四九年国王学院脱离圣公会,改名多伦多大学并沿用至今。现在多伦多大学的规模和影响力在加拿大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除主校区外,还有士嘉堡和密西沙加两个校区,它们和主校区之间每天有多班校车穿梭往来,这些校车都是用中小学使用的旧校车改装而成,显得有些寒酸;学校有十二个本科书院,七万名本科生,近两万名研究生。学生中有差不多五分之一的国际学生, 其中来自两岸四地的华人留学生占了六成。
        这些都是名副其实的留学生,和中国高校近年来以特殊政策,用豪华奖学金招揽的“外国留学生”截然不同。多大附中(UTS)紧邻主校区,是加拿大最著名的高中之一,已经有两位毕业生获得诺奖。多伦多大学有着世界排名第三的图书馆体系,藏书量近两千万册,在北美仅次于哈佛和耶鲁,这些书籍分布在三个校园里的百十座分馆之中;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在北美仅次于哈佛大学,论文引用量位居世界前五名。
        多伦多大学也是美国大学协会中仅有的两所非美国高校,另一所就是位于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科研也是多伦多大学的强项,学校设有一百多个研究中心和研究院所,百余个博士项目,十所附属研究医院,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教学、科研系统。
        和绝大多数北美高校一样,多伦多大学根本没有像模像样的校门。学校的三个校区中,位于市中心的圣乔治校区最大,也最好。很多客人来后非要让老唐找到学校大门拍张纪念照,证明自己到此一游。老唐只能带他们到“书院街”路北的那几个大柱子处,那上面镌刻着“多伦多大学,2003”,彼时多伦多大学建校都快二百年了。
        老唐想起山东的聊城大学,拥有号称耗资八千万人民币建造的宏伟校门,比多伦多大学这几根不起眼的门柱壮观百倍有余。有次刚好接待聊城大学的领导,老唐忍不住问起校门之事,领导说那个校门实际费用是三百万人民币,分两层,二层是个校史展览馆,并没有像网上渲染得那么昂贵。其实国内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门都比多伦多大学的校门雄伟大气得多。
        多伦多大学的士嘉堡校区,密西沙加校区由于成立晚,教学楼,实验楼,宿舍楼等相对集中,更有些校园的样子。而主校区则因城市发展,跨越了几个街区,和周围的居民区,商业区混杂在一起,其间并无明显分界线,也无围墙可言。老唐在北京念书时,学校围墙环绕,门禁森严。
        老唐念的是师范院校,女生多,女生宿舍又有专门的围墙,每天晚上女生宿舍关门前都别有一番景象。大门口遍布一对对相拥相抱、生离死别般的情侣,每每看到这种情景,都让老唐这种单身狗羡慕嫉妒,恨不能变身女生宿舍的围墙,誓死保卫美女同学们。以前学校某楼门前牌子上写着几个不大不小的字:保卫处。“平暴”之后则换了块崭新的巨大牌子,上书几个仿宋体大字“党委保卫部”,由“处”直接升级为“部”,凸显保卫工作之重要性,不过保卫部显然不是用来保卫女生的。
        除了校门和围墙,中加大学的最大区别就是中国的大学里党无处不在,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遍布上下,级别分明,党组织外围还有团组织,依然是团委,团总支,团支部排列下来。有歌曰:“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虽然多年不唱,老唐依然朗朗上口,可见早已是牢记在脑海里,融化在血液中了。
        加拿大的党派松松垮垮,不成系统,远没有浸润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更没有侵蚀到大学的日常运转之中。说到诺奖获得者,真要论起来,老唐的母校也算有俩,一个是首届写作研究生班的山东老乡莫言,另一个就是想把牢底坐穿的刘晓波。老唐虽然和莫言同一年毕业,却从未谋面;倒是听过几次刘晓波的演讲,内容早忘了,只记得他好像讲话有点结巴。比起老唐的母校,多伦多大学是真正的无校门,无围墙,无党委的“三无大学”。
        多伦多大学的几处校园的环境都不错,新老建筑交相辉映,绿树草坪交错其间。当年钱伟长先生毕业照背景中的那棵树至今犹在,当年树并不大,现在则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多大校友中,老唐最佩服的就是白求恩和钱伟长了。
        作为当时加拿大收入最高的胸外科专家,白求恩历尽艰难,从平安舒适的加拿大来到战火纷飞的晋察冀边区。他婉拒留在延安总部的安排,坚决要求到前线救护伤员,要求把自己当成一挺机关枪,而不是一只花瓶。他为伤员做手术不幸感染,引发败血症,终年还不到五十岁。老唐接过一个离休军医团,团长的老师就是白求恩亲自指导过的军医。
        参观白求恩故居时,这位军医政委看到白大夫年轻时的照片,健壮魁梧,全然不似印象中的枯瘦,感到很奇怪。老唐解释说白求恩身体非常好,当过伐木工人,担架员,爱好运动。到中国抗日前线后,日夜超负荷工作,加之严重缺乏营养,所以我们看到的那些主要由沙飞拍摄的照片上,白求恩的形象都是头发稀少,身材消瘦。
        白大夫曾经创下至今无人打破的纪录:连续六十九小时完成了一百一十五例战地手术,撇开医术不谈,其惊人的体力也远非常人所能想象。正因为这样,白求恩成为中加友谊的天然桥梁,在中国人民心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
        迄今为止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最年轻的就是班廷爵士了,他是加拿大第一个荣获诺奖者。班廷发现的胰岛素,拯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他拒绝为胰岛素申请专利,虽然这可以给他带来无穷财富。班廷是白求恩在多伦多大学的同班同学。两人毕业后曾于一九三五年同赴苏联列宁格勒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使白求恩开始接触共产主义,后来成为加拿大共产党党员。
        了解到苏联的“社会化的医疗制度”,白求恩开始有了公费医疗的最初设想。班廷并不认同苏联的体制,对共产主义丝毫不感冒,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医学上孜孜不倦的追求。他在二战期间设计的战斗机飞行服十分经典,还致力研究芥子气的解毒剂。班廷因飞机失事身亡时也不满五十岁,和白求恩同样年纪。带团时,老唐常对客人讲起白求恩和班廷两人,政治倾向不同,却都颇有建树,同样造福人类,殊途同归,不失为真正的同学。
        除白求恩外,多大校友中最能引起客人共鸣的就是钱伟长先生了。一九三九年,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钱伟长考取了中英庚子赔款留英公费生,三千多考生,录取名额只有二十几个,钱伟长所考专业本来只有一个名额。结果钱伟长,林家翘,郭永怀三人成绩完全相同,最后三人同时被录取。
        因为二战爆发,德军对英国狂轰滥炸,这批人无法赴英学习,改为加拿大。临行前大家发现自己的中华民国护照上都有日本签证,赴加拿大途中要在日本横滨停靠三天。当时适逢抗战,大家义愤填膺,纷纷把护照撕毁扔到黄浦江中,带头的就是钱伟长。负责中英庚款的英国人深怀歉意地表示自己不了解中国人的爱国心,答应另想办法。此事一直拖到四〇年八月,一行人才乘坐“俄国皇后号”邮轮赴加拿大,成为首批来自中国的研究生。
        钱伟长等三人同时师承应用数学系的辛琪教授,入学后仅一年时间,钱伟长就和老师合写了一篇论文,与爱因斯坦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刊登在同一本文集里,其出类拔萃可见一斑,最后不到三年就获得博士学位。老唐回想起自己来加拿大留学时,因为没有直航班机,要在日本停留一天,免过境签证,老唐顺便去横滨拜访了娶了日本太太的师兄。那天适逢“八一五”,日本各大电视频道里都在播放原子弹轰炸后的惨状,全然不提当年日军的暴行。
        扪心自问,老唐是绝对没有勇气撕护照的,应了那句“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浪迹大学十二年,老唐总是得过且过,混字当头,最终也没拿个博士学位。和钱老等前辈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云泥之别。
        莱布尼兹说过“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树叶尚且如此,何况人的思想?大搞一言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完全背离科学精神的。五四运动之民主与科学息息相关,没有充分的民主,何谈科学之发展?民国时期精英荟萃,高手云集,令老唐十分景仰。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山河破碎,这些都没有影响大师们的争奇斗艳,堪称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学术辉煌时期,甚至可以媲美先秦诸子百家时代。
        千百年的皇权轰然崩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胆怀疑,独立思考奠定了大师辈出的基础。这些大师是真正的民族栋梁,五十年代时他们都正值盛年,只是因为耿直忠言,便遭受疯狂迫害,许多人不幸丧生。钱伟长任清华副校长兼教务长时,说了句“共产党不懂业务,不能领导”,结果被打成右派,而且属于极右分子,别人都是最晚一九八〇年就“平反”了,钱老的右派问题却一直拖到八三年,足见其右!
        钱伟长和钱学森同是“航空航天时代科学奇才冯·卡门”的亲传弟子,钱学森晚年多次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细究起来,此问与李约瑟难题一脉相承,充满对中国科学发展的深切关怀和殷切希望。凭老唐的简单头脑,都觉得大学行政化,官僚化就是问题症结之所在。绝顶聪明的钱学森对此不可能没有答案,老唐甚至怀疑钱老是明知故问。陈寅恪先生终身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根本无法在高校立足。现在别说是胡言乱语,就是胡思乱想都不行,热衷于“L家河大学问”的却大有人在。
        温元凯曾假想高薪请一批诺奖获得者到中国当大学校长,每人给三个亿的经费,但他马上意识到一个重大难题:书记往哪里放?中国国内大学要做到“三无大学”的前两无已经非常艰难,做到第三无更是毫无可能,“钱学森之问”会长久地持续地问下去,而且也只能是问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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