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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招生歧视案背后,族裔与公正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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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11 10:10:3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哈佛申请季刚刚落幕,不久前告一段落的哈佛针对亚裔学生的招生歧视案愈加受关注。诉讼由学生公平录取促进会(SFFA)在2014年提起,控告哈佛大学录取本科生时歧视亚裔美国人,导致本应被录取的学生无缘哈佛。今年10月,诉讼正式开庭,举证辩论长达15天,直至11月初。波士顿联邦法院最早将于明年春季给出判决。
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签署11246号行政命令,要求政府各部门及与政府有商业关系的雇主,实施“平权法案”,即采用矫正歧视的积极措施,在录用人才时考虑申请人的种族,以纠正历史不公。哈佛支持“平权法案”,也从不避讳自己在录取过程中将种族因素纳入考量的事实。
案件本身虽不直接涉及“平权法案”,原告方却已在开庭前多次强调,唯有将种族考量从录取中完全剥离,才能维护录取公平。庭审现场外,一些有中国面孔的人们聚集在波士顿的科普利广场,手举写有“我的种族不该对我的大学申请不利”的纸板,为原告方打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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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14 日,美国波士顿,反对哈佛大学录取政策的示威者举行抗议活动(图 视觉中国)
而在查尔斯河的另一岸,200余聚集在哈佛广场的哈佛学生则支持被告。他们认为此次诉讼是对“平权法案”的攻击。他们支持哈佛在录取过程中考虑种族,并支持哈佛录取更多元的学生群体。他们相信种族公正不只关乎亚裔,并批评反对“平权法案”的人是一时头昏,被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利用。
面对这种庭审双方观点的微妙差异,我和三个亚裔美国人对话——申请哈佛失败的人、成功的人、面试官——想知道对他们来说,族裔与公正意味着什么。失利者:性格分被压低?
坐在科普利广场中央、戴牛仔帽和墨镜的吴晓樊,有一个让他自豪的儿子。
移民美国20年后,他仍是一个通信设备技术人员,而妻子则开了家小中餐馆。算不上殷实,却也能满足普通人对美国中产家庭的想象,在奥兰多买了带花园的房子。武汉大学毕业的他,认为今天能逃离唐人街,就是因为自己受过的教育和拥有的技术。他希望能把孩子送到世界最好的学校。“哈佛听起来像是个不错的选择。”他笑道。
全科一等、SAT几乎满分、学校游泳队队长、科学奥林匹克社团主席、高中辩论队主席、在当地医院做志愿者、获得过美国优秀学生奖学金……他细数了一系列他认为哈佛青睐的特征,每多数出一项,都像是在说,哈佛又少了一个不录取我儿子的理由。但哈佛还是拒绝了他的儿子。除了哈佛,吴晓樊的儿子休伯特·吴还被其他三所常春藤大学拒绝录取,最终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最初,休伯特很疑惑,但说不上愤怒。他觉得伯克利挺好,但还是在父亲的劝告下,向教育部民权办公室投诉了哈佛和其他两所常春藤大学,称自己不被录取是因为遭到了种族歧视。“我们班上有一个成绩和课外活动不如我的同学去了康奈尔大学。”休伯特说。但他很谨慎地评论哈佛这个案子。“录取过程中究竟有没有歧视亚裔的现象很难说。双方都呈现了很多数据,证据库非常繁杂,用不同的分析方式分析录取数据也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
休伯特说他现在对这件事没有太强烈的情绪,却很开心现在自己在伯克利,一个三分之一学生都是亚裔的校园。在原来那个私立高中,他觉得自己总是在刻意地融入白人学生的世界。他想摆脱那些在亲戚身上观察到的、和中国有关的一切态度、习惯和信仰。
他记得高中时,每次和父母走在街上,听到父母用带口音的英语和售货员讲话时,他就感到尴尬。休伯特的高中朋友常说,他们从来没有把他当作中国人,而是把他当作美国人。“我知道他们是出于赞赏的态度在说这些话,而我那时也出于对自己种族的不安全感和自我厌恶,欣然接受。”休伯特说,“这让我感觉不那么孤独。”
吴晓樊认为,此次诉讼案里,争议最大,也最能显示亚裔被区别对待的数据,是亚裔较低的“个性分”。哈佛大学在录取时会考虑超过200个关于申请人的因素,除了成绩,还包括“父母是否是哈佛校友”“父母是否双亡”“就读的高中有多少学生在贫困线以下”这样的信息。但总的来说,申请人有掌控力的部分,无非是学术、课外活动和性格。亚裔在学术和课外活动上得分很高,却在性格上得分垫底。
“哈佛为了招收更多的黑人和拉美人,当然,还有白人,故意压低亚裔的性格分。”吴晓樊推测。他认为,哈佛取消“平权法案”,才能做到唯才录取,而他本应去哈佛的孩子则成了哈佛种族政治的牺牲品。我问他,即使知道哈佛在做这样不公义的事,他也愿意把孩子送去一个不公义的机构接受教育吗?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当然,毕竟是哈佛。(去哈佛)会对他以后的人生非常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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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申请哈佛失利的是休伯特,还是休伯特的爸爸。
在洛杉矶出生的乔少华,哈佛毕业后成了一名高中老师。开庭的前一天,他站在了与吴晓樊不同的广场上。
“在美国,歧视不是说别人在大街上骂脏字儿,而是一系列针对少数族裔的态度。”乔少华说这种态度即使在哈佛大学依然处处存在,比如许多艺术活动团,几乎只有白人能申请加入,因为这些艺术团里多数是白人,而他们又负责决定谁能加入——这种态度不一定来源于白人的歧视,却至少显示出他们对亚裔和其他文化的不理解。
学校的医疗系统存在同样的不理解。对于心理疾病,患者需要和心理医生交流多次,然而许多少数族裔学生都会在第一次后悻悻而归,再不光顾。“他们发现心理医生根本不听自己在说什么。心理医生看到亚裔,就不停地问是不是家长给了他们太大的压力;看到非裔学生,就问他们是不是觉得学业太难。”乔少华说。在美国,亚裔常被刻板地认为努力却无趣,聪明但无领导力,他们的父母则是“虎妈狼爸”。
哈佛的录取程序中,“校友面试”(Alumni Interview)是重要的一部分,面试官是哈佛毕业生,将通过推荐信描述申请者的学术、课外活动和性格,并分别打分。推荐信将成为招生官了解学生的重要依据之一。由于诉讼案的开庭,许多不为人所知的材料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包括一份教育部民权办公室于上世纪90年代针对哈佛招生系统给出的调查报告。报告总结道,虽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哈佛在录取过程中区别对待亚裔,但面试官的一些评论包含刻板印象,需要注意。
比如“他很安静,而且,如我所料,想当个医生”,以及“他很努力,但并不像是个能成为杰出学者的人”。招生主管威廉·菲茨西蒙斯(William Fitzsimmons)在法庭上作证说这些评论并不具代表性,并且“招生团队对推荐信里的此类描述极为反感”。
乔少华高中时也听过哈佛在录取时歧视亚裔的传闻。但他不相信,因为他查找资料后认为,自“平权法案”颁布以来,亚裔受益良多,如果录取考虑种族,那也是往积极的方向。“当时我参加了好几个面试,只有一个是亚裔面试官,然后他在的那个学校把我拒绝了。”乔少华笑着说。
在他看来,哈佛录取时,对非裔和拉丁裔族群的照顾是必要的,也不会严重伤害亚裔:“我们假设每年有4万人申请,录取2000人(录取率5%)。假设哈佛真的对非裔和拉丁裔有配额,比如600人,其中只有一半的人足够优秀,另一半是送的。一个亚裔学生的录取率只会因为这个配额从5%降到4.25%,而且,这里我们假设了亚裔没有受‘平权法案’的照顾。”、
乔少华相信,真正的歧视不在哈佛和申请者之间,而是在个人与个人之间,比如之前提到的那些来自面试官的评论,或者白人心理医生对其他族裔的不理解。他认为,歧视当然存在,但这种歧视是无法通过取消“平权法案”而改变的,甚至需要“平权法案”。
在美国,族裔间的鸿沟非常大:和另一个民族的人说话,就像在和另一个世界的人说话。乔少华相信,改变这种歧视,需要刻意的交流训练和文化训练;同时,要用数据和实证研究让人们了解美国的真实状况。
他并不知道,很少有人有空闲或者意向去了解另一个族群的生活和苦难。他也不知道,很少有人愿意阅读晦涩的研究,调查繁复的数据,辨别真假难分的新闻。而愿意花时间做这些事的人,常常不是种族主义者。
校友面试官柯时认为哈佛区别对待亚裔很重要的一个证据是:无论是学校老师给的推荐信,还是校友面试出具的推荐信里,亚裔的平均性格分与其他族裔没有区别,但最后负责做决定的招生官却给了亚裔最低的分数。哈佛在法庭中针对该质疑的回应是:最后的决定由40人构成的招生团通过几周的讨论和复查得出,任何量化的分数都不起决定作用。
无论一个选拔机制如何尽力,也无法真正做到全面地了解和考察申请人。大学申请的过程,就是把具体生动的个人不断抽象化的过程,唯有那些在抽象化后依然耀眼的个性和才华,才能留下。哈佛也不例外,招生官最终能看到的,无非是一系列的二手报告。
面试时间有限,推荐信的篇幅也有限。柯时会在面试时尽量去谈申请人感兴趣的事,让他们能够把自己的才华展现出来。很多时候,他只能重复地用“有幽默感”“很自律”来描述一个申请者。他时常被孩子们的经历和答案所打动,却只能概括性地写下一句话:他/她曾经面临过某某困难,并用某某方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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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摄图网
“最后我知道我每次都会写这句话,但这句话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几乎所有被面试的人都克服过某个困难,这种评价无法体现他们经历的独特之处。”柯时说。他最后用“残酷”来形容这个抽象化的过程。“我不相信招生官能从这几个词里看出一个人的性格特点。”
但也有让他印象深刻,不知道该如何概念化的人。那是一个家境殷实的女孩子,她在芝加哥最好的学生乐团做小提琴手。柯时问她喜不喜欢小提琴,她想了一下,没有回答,却跟柯时讲起了管弦乐团里的政治:负责乐团面试的事实上是各乐手的私人家教,因此哪个学生能当上第一小提琴手、第二小提琴手全看自己的家教在乐团里的权力。他们又谈到游泳,她又和柯时讲游泳队里的政治斗争。柯时一时失语,不知道怎么概括,直接把她说过的话写进了推荐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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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摄图网
柯时对非裔和拉丁裔孩子记忆更深。非裔和拉丁裔学生的学校常常位于最贫穷、最混乱的社区。这些学校为了管理学生,会非常严格,甚至采取“关小黑屋”这样的极端措施。柯时发现,这些孩子的身上常常透露着一种坚韧。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墨西哥裔姑娘。她不断地跟柯时说自己的学校如何严格,柯时不胜其烦,问她:你的人生追求是什么?她回答说:“让父母安心。”
柯时相信,这些少数群体是应该得到“照顾”的,他们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让他们和其他人的竞争不公平。事实上,与其说是照顾,毋宁说是哈佛希望找到那些“被社会环境限制,尚未发挥潜力的人”。面试时,家庭困难会被专门报告。同时,面试官被告知不要太重视一个申请人的思辨能力,因为思辨能力的好坏和是否经过训练的关系非常大,而哈佛重视的更多是申请者的天赋。
柯时通过这些面试,强烈地意识到出身对人的巨大影响,也因此认为“平权法案”是一个死板且容易造成冲突的社会工程。当学校按照既定配额录取,包括亚裔在内的各族裔都会种族意识高涨,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族裔和自己能从学校取得的资源配额挂钩。这相当于把整个社会分成多个对立的小群体,引发群体冲突。“要实现社会平等,不能等到18岁,而是越早越好。美国的教育资源极度不公平,甚至超过中国。我们应该努力让这些孩子在早期就获得更平等的资源。”柯时说。
(本文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49期,文章有删改,文中吴晓樊、休伯特·吴、柯时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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