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r又一次成为了风口浪尖的公司——这一次不是因为融资，也不是新产品和技术，更不是市场、法律和政策动向，而是一桩公司内部的道德丑闻。
一位名叫苏珊·福勒 (Susan J. Fowler) 的工程师，在刚刚入职 Uber第一天，就在公司内部聊天里被一位技术经理骚扰了。“他的言语太直白了，就是想要和我做爱。我立刻把聊天截了图举报给 HR。”她说。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福勒感到更加意外和无法理解：尽管 Uber HR 可以认定经理言语明确属于性骚扰，但由于以骚扰者的业绩突出(high performer)，公司将不会处理，更别提公开处理此事。而且念在该人属于“初犯”，Uber将只做个人警告和谈话处理。
反而对于受害者，Uber却给予了像是威胁一样的答复。他们给了福勒两条路选：要么换团队，要么继续留在本团队。如果她选择留在本团队，但如果因为举报的事经理年底给她打差评，公司也不会干预，因为“选择的权利已经给过她了”……
面对这样的选择，福勒无奈离开了这个本来非常适合她、但已经在事实上让她不可能呆下去的职位，加入了另外一个团队。
后来在工作中，福勒认识了更多曾被那个经理骚扰过的 Uber 女性职员，发现每次当她们向 HR 举报的时候，HR给的答复都和给自己的一模一样——很明显，因为该人的绩效突出，管理人员选择包庇和纵容他。尽管这名经理后来离开了公司，福勒和她集结起来的其他女员工，仍然对Uber 感到极度失望：
我很幸运能和湾区最优秀的工程师一起工作。在公司组织一片混乱中我们仍能做出不少很棒的东西。我们热爱工作，热爱挑战，努力维持着疯狂的Uber 机器的运转。我们一起找到方法去克服几周一变的组织架构、OKR绩效考核、被取消的项目和不可能的截止线。我们帮助彼此保持清醒，让庞大的 Uber 生态继续运转，告诉彼此情况会变好的。
但情况并没有变好。
在这件事情之后，更多的不公扑面而来：尽管每次绩效考评都是优秀，她的内部转职申请却一直被拒；她去询问原因，上级却声称她在工作之外的事情上有态度问题，工作上和技术上没有“上进心”；她的上级甚至在考评出炉之后，又把好评修改为差评，单纯为了阻止她内部转职，以维持自己团队的“女性工程师”比例。这个举动导致她无法申请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教学项目（因为项目是Uber 赞助的，只有好评员工能去。）
“我写过一本 O’Reilly 发行的书（编者注：O’Reilly是欧美最著名的技术类书籍发行商），在各种技术大会上演讲，我还要怎么证明我的上进心？”福特愤怒的说。
福勒和她撰写的技术书籍
福勒说她在 Uber 工作的团队本来有 25% 的员工是女性，当她想要内部转职的时候，这个比例已经跌到了6%，“女员工都想要转职，那些被拒的就干脆辞职了。组织上一团混乱，而且公司还有严重的性别歧视。”她说。
福勒最终也选择了离开，加入另外一家科技公司。她随后写了一篇博客文章，把自己在 Uber工作时遭受的种种不公待遇，包括性骚扰、被乱改评级等等，来了个大曝光。可以说，她揭露的 Uber亮眼业绩下糟糕的公司文化，在硅谷引发了一场地震。
这起事件，再加上 Uber 过往的“劣迹”，让人们不禁对 Uber的企业文化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它对业绩过分关注、对效率至上的崇尚，是否已经带来了严重的功利主义，让它对平等、尊重和人文关怀的重视反而不再重视？
2014 年，Uber CEO 特拉维斯·卡拉尼克 (Travis Kalanick) 接受 GQ杂志采访时，透露过自己给公司起的一个别名“Boober”，因为身为这家公司的创始人，自己特别受女性欢迎。而这个词将女性物化成胸部，放在今天，应该属于典型的直男癌词汇吧。
同年，Uber在法国巴黎举行推广活动，用性感女司机的图片当作噱头吸引用户注册，引发了欧美女性团体和社区的抗议。女性科技记者，科技新闻网站 Pando创始人萨拉·雷茜 (Sarah Lacy)
撰文批评此事，称 Uber 公司内部一直就有这样一种“混蛋文化” (asshole culture)。
来自媒体的监督并没有刺激 Uber 的高管做出任何的改善。相反，该公司当时的高级副总裁埃米尔·麦克 (Emil Michael)私下开玩笑，要悬赏 100 万美元找狗仔曝光那些反 Uber 记者的私生活。结果这个玩笑的录音被曝光出来，再次引发媒体行业对 Uber的声讨。
更可怕的是 Uber 似乎不认同硅谷同行对用户隐私的重视和保护。前 BuzzFeed 记者约哈娜·布娅 (JohanaBhuiyan) 搭乘 Uber前往该公司的纽约办公室采访，却发现总经理已经在楼门口等她。原来，该公司内部有一个名叫“上帝视角”的工具，能够追踪每一辆 Uber汽车和乘客信息。
Uber 在对待司机的态度上，和其在美主要竞争对手 Lyft 区别也很大。根据Pando Daily的描述，有司机开过两家公司，发现Uber 在与司机沟通时习惯先入为主，像是在和下属员工对话，而 Lyft则乐于强调与司机的“朋友”关系，还经常寄给司机一些装饰车辆的小道具；另外，相比 Uber 的冷冰冰 ，Lyft 的粉色胡子和“Your Friend With a Car”的口号，也显得更有人文关怀。
所以，即使 Lyft 在美国以及全球的市场比 Uber 小得多，但最近一份报告显示，Lyft 司机对公司的满意度比 Uber司机高，分别为 75.8% 和 49.4%。
其实不光光是 Uber，这样的风气正在席卷硅谷。
当过去的 Google 为员工提供餐厅、健身房、自行车等一大堆各种各样的福利、Facebook给男员工开出超长的陪产假，旧金山骄傲大游行上全是各家科技公司员工兴高采烈的方阵时，公司们讲的是重视社会责任，重视性别和种族平等与尊重。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创业公司在硅谷诞生，市场、融资和人才等方面的竞争压力增大，效率成为了这些公司和创始人唯一关心的事情，多元平等和人文关怀等原本帮助硅谷成功的的文化底蕴，却越来越不受重视。最近几年兴起的硅谷科技公司，更青睐“赢家通吃”的逻辑，重视收入和效率，急于增长、融资和上市，无暇顾及其他。而这也正在硅谷乃至美国，引发新一轮的社会矛盾和文化冲突。
似乎那些特别有话题性公司的创始人，都或多或少成为“混蛋文化”的拥趸。
约会应用 Tinder 的早期创始人惠特尼·沃夫 (Whitney Wolfe)指控另一位创始人贾斯丁·马提恩，当面、通过电子邮件和短信对她进行性骚扰，称呼她肮脏的字眼，而公司管理层却漠视和包庇这种行为。当事件已经发酵，引发了大量媒体关注和投资人质询之后，Tinder管理层才决定开除马提恩。
伊万·斯皮格尔 (Evan Spiegel) 在创立 Snapchat没多久时将公司搬到了洛杉矶，宣称是为了“躲避大企业和硅谷的创业文化”。实际上，Snapchat在洛杉矶的扩张之路和硅谷公司并没差多少。到 2015 年公司人员扩充时，为了获得新的地点安置员工，Snapchat也是摆出一脸冷漠，强行高价在当地收购了大量房产，驱逐了数十个房产里的原租客，让当地的青年之家、艺术中心、餐馆酒吧和原本居民流离失所。
Snap 在洛杉矶的办公室
“你花 3 亿美元投资了送餐服务，你的客户服务代表却吃不起饭。这是不是有点讽刺？”
25 岁的塔莉亚·珍 (Talia Jane) 对她的公司 CEO 这样说道。塔莉亚在“美国版大众点评” Yelp 旗下的送餐服务Eat24 担任客服代表，因为工资收入极低，难以维持在房价极高的旧金山生活，她不得已才在去年给 Yelp CEO 杰里米·斯多普曼(Jeremy Stoppelman) 写了这样一封公开信。但没想到的是，她等来的不是 CEO的回应，也不是财务的涨薪，而是解聘通知书。因为“违反员工内部行为规范”，她被公司开除了。
有名的公司如此，较小的、不知名的新创公司为了快速发展，就更不惜一切代价了。去年 8 月，一篇文章出现在 Medium上爆红，作者佩妮·金 (Penny Kim) 梳理了自己被求职平台创业公司 WrkRiot从达拉斯招来硅谷工作的前后经历，其中提到了公司发薪几次三番延迟，CEO 艾萨克·崔 (Issac Choi)甚至网上搜到的一张富国银行网银截图，PS上了员工的名字，伪造成了给员工付薪水的转账记录，然后给全体员工发了邮件，以留住员工，企图让公司继续运营下去。好在佩妮最后离开了公司，回到了达拉斯，但其他几个H1-B 签证员工，险些因此损失他们的签证。
性别歧视、忽视平等、功利主义……硅谷的美好正在被这样的文化侵蚀，让少数一些地方变得丑陋。
回到苏珊·福勒的故事。当她的博客引发广泛关注后，Uber CEO特拉维斯·卡拉尼克撰写了一封告员工信，媒体很快也把这封信爆料了出来。然而在信中，外界没有看到卡拉尼克作为 CEO对公司文化的反思和解决问题的诚恳，而是再次目睹了这家公司的“冷漠”。卡拉尼克闭口不提对前员工的歉意，只大篇幅地介绍将召集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来彻查这件事——尽管这件事当中HR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 Uber的 HR 总监却加入了这个所谓的独立调查委员会。
另外，在内部信中，卡拉尼克刻意对福勒提到的女性员工比例问题作出了回应，只是回应的姿态更加难看：“我们的生产和研究团队中女性比例为15.1%，过去一年都没怎么变。对比来看，Facebook 是 17%，Google 是 18%，而 Twitter 是10%。”
言外之意：我们的多样性是挺烂的，可别人也不咋样啊！
特拉维斯·卡拉尼克
不过，他的描述也确实是硅谷残酷的现状。创业热潮的兴起带起了新一轮对成功学的推崇，公平、包容的多元文化，以及硅谷一直存在于效率和市场化之外的、带有天然亲切和友好感觉的氛围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优胜劣汰的达尔文主义。越来越多人开始蔑视低效的平等，而只注重对“赢家通吃” (winner takes all) 的追逐。
这不禁让人想到，一直宣称要实现多元平等、注重人文关怀的硅谷公司，斥责特朗普政府忽视美国多元文化根基、激发对抗的硅谷公司，那些每天叫嚣着改变世界的从业者们，在自己所宣扬的主张上反而实践得最糟糕。你会发现，硅谷在刚结束的这次大选中表面上反对的东西，正是他们当中很多人最真实的自己。
今天不是丛林法则在硅谷流行起来的第一天，但这并不是硅谷一贯以来和应该有的样子。科技的世界应该真诚明亮，它的使命是为所有人所用，让世界变得更好。但很遗憾，当创始人们只追逐自己或公司的所谓的短期的“成功”，而忘了真正的愿景和使命时，想要让他们重新回过头来看清这一点，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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