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众为何在二二八向共产党员致敬

　　2月22日台湾民众在在台北“二二八和平公园”举行向“二二八起义共产党员致敬”活动（图片来源：环球网）

　　今年2月28日，就是台湾“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的纪念日。中国大陆将举办活动进行纪念。前些天，在台北“二二八和平公园”，有台湾民众举行了向“二二八起义共产党员致敬”的活动，并在公园内插满五星红旗。那么，共产党和“二·二八”事件有什么关系？“二·二八”事件中民众的诉求到底是什么？现在台湾很多政党或民间团体都冠上了“共产党”的名号，到底孰真孰假？

　　在“二·二八”事件发生的1947年，正是国共内战时期，国民政府为了支援前线，在台湾大肆搜刮，导致民怨沸腾。1947年2月27日，一名台湾省专卖局的缉私队员打死无辜市民后，群众要求严惩凶手，28日，更多市民向行政长官陈仪请愿，竟遭卫兵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数人。于是事态迅速扩大，游行、示威、请愿很快演化为大规模武装冲突，一场反独裁、反专制、反暴行、争民主、争自治的运动在全市蔓延。陈仪随即宣布实行戒严，派出大批军警在全市大街小巷巡逻。

　　台北市民罢工、罢课、罢市，包围行政长官公署、警察局、日产处理委员会、电台等机关，放火烧掉台北专卖分局，甚至开始抢劫军用仓库，释放狱中囚犯，与军警不断发生流血冲突。起义民众还通过电台向全省广播，控诉军警的暴行，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各地民众闻风而动，群起响应，围攻所在地机关、部门。由于当时国民党刚刚接管台湾，兵力不足，起义群众很快控制了除高雄、基隆以外的所有地区，国民党对整个台湾省的形势已失去控制。

　　1947年3月2日，台北市民众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并随后在各地成立分会，代表民众就事件处理和台湾的政治改革与行政长官公署交涉。陈仪也派人参加了这个委员会。1947年3月8日，委员会通过其宣传部长王添丁起草的“三十二条要求”，包括实行地方自治、保障人民基本权益、废除专卖制度、减免苛捐杂税等条款，基本反映了台湾各界人士要求民主和自治的合理愿望。

　　早在1947年3月2日，陈仪见形势不妙，就急电南京：“台湾发生暴乱，已及全省，形势危急，请速派国军赴台救援。”蒋介石接报，经与国民党要员商量，均认定“二·二八起义”是“暴乱”，为防止事态扩大，必须采取果断措施，进行镇压。蒋介石立即电令驻守上海的21军火速乘船赶赴台湾增援，并限令于8日前赶到。在国民党国防部长白崇禧率领下赴台湾镇压。

　　1947年3月8日中午，21军先头部队在基隆登陆。同日，中共中央通过其在陕北的电台发表广播，表示支持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先头登陆部队遭到起义群众阻拦后，21军竟在船上架起机枪向码头上的群众扫射。9日，国民党主力部队在血洗基隆后，进驻台北，与驻守在台湾南部地区的国民党“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联手，对起义群众进行大规模镇压。

　　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当时，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委员会尚属于初期立足时期，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及各地支部所属中共党员七十余人。“二·二八”事件当时，在嘉南起义，多人合组反抗陈仪政府的台湾自治联军，其中的张志忠与李妈兜即为中共台湾省工委的成员。

　　经过近半个月的艰苦斗争，“二·二八起义”最终失败。大批台湾市民、学生及社会知名人士包括教授、作家、医生遭到屠杀，确凿死亡人数难以计算，此外，还有不少人被捕、逃亡和失踪。“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也被当作非法组织遭取缔。3月，国民党还在台湾进行了大规模地收缴枪支和肃清“暴乱”分子活动。1947年4月24日，国民党政府撤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成立台湾省政府，陈仪被撤职赋闲，魏道明被任命为台湾省政府主席。

　　实际上，如果把“二·二八”事件和当时整个中国的局势联系起来看，就不难理解大陆纪念“二·二八”事件的意义了。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思考如何重建经济并促进政治团结，反而积极准备内战，搜刮民脂民膏。这招致了全国民众的强烈不满和愤慨，可以说整个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当时，台湾虽然和大陆隔着一道海峡，但被国民党当局视为后方。当时解放战争的主要战场集中在西北、东北和中原地区，国民党不仅没有消灭共产党，反而节节败退，部队士气下降严重。在这个时候，台湾发生的群众抗议加上当局处置方法简单粗暴，自然让国民党当局心生警惕，下令强硬镇压也不可避免。

　　不仅在台湾，1947年所有国统区风雨飘摇。前线战事吃紧，后方又有官员贪腐，国统区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民众民不聊生。

　　因为公立大学伙食费不够，国统区的学生发起了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从5月中旬到6月中旬，这场学生运动遍及北平、天津、武汉、西安、长沙、重庆、成都、福州等国统区的60多个大中城市，几乎所有的大学生和大部分中学生都参加了斗争，人数达60万。全国各阶级人民也纷纷声援学生的正义斗争。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一方面，在“二·二八”事件中，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共台湾省工委积极寻找机会进行斗争；另一方面，整个“二·二八”事件和其他国统区的群众运动一道，给国民党的统治造成沉重打击，在后方为全国的解放战争提供了支援。

　　台湾的共产党是怎么来的？

　　大家都知道，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了日本，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光复。在共产主义的指导下，台湾青年于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成立台湾共产党（简称台共或“老台共”。）根据共产国际对于各国支部“一国一党”的组织原则规定，台共隶属于日本共产党领导的“台湾民族支部”。由于日共于1945年以前在日本属于非法，台共在台湾日据时期，也被所谓“台湾总督府”视为非法政党而加以取缔。1931年9月，台湾共产党党员遭大举逮捕入狱，台湾共产党停止运作，宣告覆灭。

　　参加1949年9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台盟代表，左起：田富达、杨克煌、谢雪红（台共创始人之一）、李伟光、王天强、林铿生（候补代表）

　　台共成立时的党纲如下：

　　1.打倒总督专制政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台湾民族独立；

　　3.建设台湾共和国；

　　4.废除压制工农的恶法；

　　5.七小时劳动——不劳动者不得食；

　　6.罢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

　　7.土地归于农民；

　　8.打倒封建残存势力；

　　9.制定失业保护法；

　　10.反对暴压日、鲜无产阶级的恶法；

　　11.拥护苏维埃联邦；

　　12.拥护中国革命；

　　13.反对新帝国主义战争。

　　值得提出的是，台共党纲里的“台湾民族独立”和“建设台湾共和国”的诉求是针对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而提出的，和现在台湾地区的一些“台独”分子主张有本质区别。

　　台共成立之后，就被日本政府和伪台湾总督府盯上了。1928年，日本共产党正值面临当局紧密搜捕，风雨飘摇之际，台共的东京特别支部也被肃清，台共与日共的联系宣告中断。自此，由谢雪红领导的台共无法取得日共和共产国际的支援。但此后，中国共产党逐渐通过共产国际的渠道与台共取得联系，台共逐渐由民族革命转向阶级革命。

　　1929年，在台共支持下，“台湾农民组合”发生小规模暴动，日本警方进行第一次“台共大检肃”，逮捕59人，其中12人被判刑。

　　1931年，日本警方进行第二次“台共大检肃”，台共重要干部悉数被捕；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警方对台湾作全面性的严厉控制，“台共”从此一蹶不振。

　　1946年8月，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台湾成立的省级组织。1946年8月，原台共党员蔡孝乾返台，于台北市林梁材家中与原台湾共产党党员集会，在会中蔡孝乾说出中国共产党指示要在台湾成立“党”的组织，于是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就此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即陆续在新竹、台南、嘉义、高雄等地成立工委会与支部。

　　1947年当时，省工委党员只有七十余人，在台湾尚不构成气候。1949年底，党员人数尚不满千人。1950年3月，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后向国民党供出中共在台党员，因而被捕入狱的人数有1800多人，加上其它逃走如金尧如等人，推测1950年当时中共在台党员最少2000人以上。省工委主要的成员有蔡孝乾、张志忠(1946年加入)、陈福星(1946年加入)、金尧如(1947年加入)、廖瑞发(1947年加入)、张明显(1947年加入)、简吉(1949年加入)等人。蔡孝乾担任书记为主要领导人（被捕后叛变），张志忠担任副书记兼武工部长，金尧如担任常委兼宣传部长。

　　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成立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经历战乱的台湾，百废待举，问题众多。国民政府接管台湾后，因军政人员贪腐失政、纪律败坏、垄断民生物资买卖、扼杀民间贸易、掏空民生物资、滥印钞票应付财政支出，导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台湾各地反抗之声频传。中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统战宣传和武装推翻国民政府的行动，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遂在此背景下加强在台的工作。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当时，中共台湾省工委尚属于初期立足时期，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及各地支部所属中共党员七十余人。“二·二八”事件当时，在嘉南起义，多人合组反抗陈仪政府的台湾自治联军，其中的张志忠与李妈兜即为中共台湾省工委的成员。

　　另外，根据中共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2010年8月5日报道，称1949年中，省工委曾向中共中央报称其地下党员有1300人，并提出“攻台建议书”建议解放军于1950年4月进攻台湾。台湾省工委在台北市发行《光明报》。而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持续“剿共”，实施动员戡乱、戒严体制与发动清乡，也造成白色恐怖与大量冤狱。

　　无名英雄广场上刻有毛泽东主席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1949年8月，省工委发行的《光明报》遭国民党政府破获。10月，省工委在成功中学、台湾大学法学院、基隆中学等处的分部亦相继被破获，多名负责人被捕；10月31日，省工委高雄市工委会亦被侦破，书记陈泽民（化名老钱）、委员朱子慧被捕，对其组织构成重大打击。1950年3月，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后变节，加入国民党，担任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后官拜少将军衔），并供出中共在台人员，导致千余人遭到株连。工委山区游击武装1950年代初期在三义、大湖、三湾一带活动，其竹子坑据点于1950年春被破获。1950年5月，副书记张志忠被捕；蒋经国多次到狱中探望张志忠，劝降遭拒；张志忠于1954年3月遭到枪决。1950年5月，陈福星等人又重新整合组织，至1951年春天时，组织的领导机构又重新建立，但到了1952年4月时，陈福星、曾永贤等组织领导人被捕。1952年底，被国民党政府怀疑为省工委位于石碇乡鹿窟村的基地遭军警特务包围并掠捕村民，株连无辜民众数百人，史称鹿窟事件。在国民党政府持续加强对台湾的控制，以及强力整肃下，省工委在台湾再无组织性武装反抗的实力。

　　而现在，台湾政坛上涌现出不少名叫“共产党”的政党，那么这些政党又是怎么来的呢？它们和之前的台湾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有什么关系呢？

无名英雄广场上刻有毛泽东的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这么多“共产党”，孰真孰假？

　　在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1949年5月国民党当局发布戒严令，台湾全省从5月20日起实行戒严，台湾进入长达38年的“白色恐怖”时期，直到1987年戒严令才在台湾本岛终止，开放党禁、报禁。

　　近几年，反共意识形态不那么强烈的台湾，居然冒出来好几个自称是“共产党”的政党，但孰真孰假，令人难以辨别。

　　台湾地区目前有5个冠以“共产”名称的政党，即“台湾共产党”、“中华民国共产党”、“中国共产联盟”、“台湾民主共产党”和“台湾人民共产党”。此外，还有诸如“中华赤色联盟”之类的政党。

　　“台湾共产党”由前民进党资深党员王老养发起，1994年就申请注册，但直到2008年才成为“合法政党”。该党号称有党员2000多人，外围亲近者约20万人，自称“最正宗的共产党组织”。

　　2009年3月底，台湾“内政部”同意“中华民国共产党”成立，陈水扁的堂弟陈天福出任该党“总书记”，党旗直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据《环球时报》报道，陈天福说支持者无法接受在共产党前面加上“中华民国”名字，加上他在党内没有实权，因此决定成立其拥有实质领导权的新政党。2009年10月1日，陈天福一手主导的“台湾民主共产党”正式成立。按陈天福的说法，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日子，他选在当天成立“台湾民主共产党”，是要祝福大陆同胞们节日快乐，祝愿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走向康庄大道。该党在党章中强调，党公职人员将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为人民服务，其党旗也与中国共产党的党旗基本一致，只是在党徽之下加了小小的绿色台湾岛图案。

　　2009年8月成立的“中国共产联盟”，既没有名人效应，也缺乏蓝绿选边站的连带关系，成立后很快就默默无闻。目前党员不超过300人，成立目的是救济灾民为主，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相信万物是可以和平共存的，是台湾所有政党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最积极的一个政党，但也没有任何政坛代表人士。

　　最新成立的是“台湾人民共产党”，发起人林德旺，是一名台商，在中国大陆经商。林德旺原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于2016年立法委员选举中未获中国国民党提名参选立法委员，决定退党参选台南市第一选举区立委，但并未当选。因为对于中国国民党与民主进步党失望，“国民党不争气，民进党搞均贫”，林德旺决定发起新政党。林德旺原以“台湾中国共产党”为名向中华民国内政部申请政党登记，但因内政部发公文提醒党名应依《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相关法令审慎衡酌，所以改为“台湾人民共产党”。2017年2月4日，台湾人民共产党在台南市新营区小园餐厅举行成立大会，党魁称为“总理”，林德旺为首任总理。

　　与这些“共产党”相比，践行共产主义主张的是台湾劳动党。

　　劳动党源于远东化纤罢工事件的远东化纤产业工会，成立于1989年3月29日。创党时，核心干部曾考虑起名“台湾共产党”，但鉴于当时解严不久，反共思潮仍很普遍，遂定名为“劳动党”。创党成员中有一些人曾是1946年至1952年活动于台湾的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成员或支持者。劳动党在党纲中明白宣示是主张社会主义的阶级政党，强调要以和平、民主的方式，争取劳动人民的权益，促进社会主义的实现。

　　劳动党组成系以19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犯、工运组织者和劳动阶级为主。劳动党积极协助台湾工人维护自身权益，近年来协助的工运主要有2004年耀文电子抗争事件、2004年兴达罢工事件、2009年台积电集体劳资争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