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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人部队东北劣迹:肆意玩弄日本女性

2017-3-23 11:07 PM| 发布者: 傻嘉| 查看: 430| 评论: 0

       抗战后期,因国民经济已不足以支撑战事所需,国军军纪问题变得相当严重,蒋介石日记中对此有颇多痛心疾首之描述。即便是被誉为纪律严明之孙立人新一军,也不例外。开赴东北后,军纪涣散的新一军将其日本女性作为其泄欲对象。本文摘自腾讯网,作者谌旭彬,原题为《孙立人的真与假:搞军妓制度》。


抗日名将孙立人(图源:VCG)

       众所周知,抗战后期,因国民经济已不足以支撑战事所需,国军军纪问题变得相当严重,蒋介石日记中对此有颇多痛心疾首之描述。此种军纪问题,乃极普遍之现象,即便是被美人誉为纪律严明之孙立人新一军,也不能例外。据新一军军官张善发回忆,1945年前后:

       “不论在先或在后出国的兵员,都渴望回国,人心不安,军纪涣散。……为了安抚军心和解决官兵性生活的需要,新一军采取了日本军队带军妓的方式。在孙立人等的授意下,派人回国以学习现代化通讯技术和做文化工作为名,骗招了一百多名女青年。出国后住在密支那市郊,名为‘慰劳队’,实为妓女。各军队中的官兵写申请,由主管部门安排去住宿,并统一扣钱。还有附近的一些外国军队特别美军很野蛮,他们也争着要去。有几名女青年因不愿受这种污辱,拒绝接待中、外官兵而纵身于伊洛瓦底江自杀了(这支‘慰劳队’直到回国后才解散)。”①

       上述回忆中,孙立人部军妓制度的存在,是事实性描述;至于“骗招”之定性,则属观点性描述。

       稍后,新一军归国,奉命赴广州参加受降接收,军纪同样不佳。据曾任广州市警察局督察长的练秉彝回忆:

       “孙立人之新一军部队,军纪废弛,每晚黄昏时候,有官兵逾千,三五成群,……借搜查敌伪物资为名,四处侵入市民住宅抢劫财物。”②

       练秉彝的回忆,可以得到新一军第三十八师副师长兼参谋长龙国钧的佐证。据龙国钧回忆,新一军当日在广州随意占用“明明不是敌伪产业”的“漂亮房屋”,结果“常常被控告到行营主任张发奎处,使张大骂新一军强横与腐朽。”龙国钧并且披露,新一军在广州还存在着严重的“侮辱妇女和所谓结婚问题”,“张发奎和孙立人为缓和民众对他们的指责,曾一再通令禁止嫖赌及限制结婚。……(但)新一军胡作胡为如故。广州舆论指摘新一军,说新一军是‘新日军’。这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③

       关于“结婚问题”,练秉彝也曾提及。据他讲:

       “新一军抢劫财物既多,私囊饱满,……招惹得一些慕虚荣尚淫荡之少女、少妇趋之若骛,咸以与之结合为荣。新一军五十师副师长杨温与我是同乡,又是同学,时有过从。他开玩笑对我说:‘新一军两师人来到广州,先后举行过两次集团结婚,约计新娘200多,其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麇集于旅馆、酒店之卖淫私娼。这批‘咸鸭蛋’给我们官兵带走了,今后你们公安机关对私娼的罚款收入,当会锐减吧!’我笑答之说:‘新一军到广州以来,坏事做得多,这件还算是做了好事。’”④

       练、龙二人的说法,亦能得到张发奎的佐证。据张回忆,新一军稍后奉命移师北上时:

       “不少军官眷属拒绝随军。原因很复杂,因为有些军官把钱都交给了他们的妻子。这些妻子中有些是酒家女侍。由于日本占领的影响,广州流行女侍陋习。有些新一军军官积攒些钱老是跑酒家。他们见到这些年轻的女侍穿着漂亮的衣服就想迎娶,其中许多女侍不是正经女人,她们嫁给外省籍军官是贪图他们英俊和多金。”⑤

       八年刀口舔血,生死存于一线,士兵们对家庭温暖和家业置办的渴求,自不待言。故孙立人对上述行为的态度,也以袒护居多。据练秉彝回忆:

       “孙立人不仅不将犯法的士兵惩戒,反而当堂拍案指着我大骂警察没用,捉贼不到,嫁祸于士兵,要警察局赔偿军誉。我在军长震怒之下,只得诺诺而退。回报局长李国俊后,翌日李亲自往军部向孙立人道歉,其事始寝。”“(孙立人还说)广东人分外刻薄,我军过去驻暹缅时,当地华侨对我们非常客气,解衣推食,我们士兵要什么,就拿什么,随便取用,来到广州要些东西,就说我们军纪不好,岂有此理。”

       新一军开赴东北后,军纪涣散依旧,只不过将其宣泄对象,转移到了日本女性身上。宪兵王鼎钧回忆,在睡日本女人这件事情上,“连我们的几个班长都没留空白”。⑥新一军三十师师部参谋洪淦棠在日记里写道:“××××(日本女子名)来到此地,服侍确实周到,日本人确为世界上最好的妻子,讨个日本人做姨太太,也显得舒服。近来同僚,也常有这个动念……”⑦新一军士兵龚日兴讲:“(军官们)没事便……手提文明棍,满街去游荡,打野鸡。……追逐野鸡成了他们每人的课目。”新一军参谋潘德辉,则将孙立人直接拉到“我军师团级干部”正在上演的“一场威胁日本女孩接受玩弄的丑剧”的现场。⑧

       另据张发奎披露,“军妓”之事,非止于新一军。1944年桂林保卫战前夕,桂军亦曾明目张胆要求“军妓犒劳”。据张回忆:“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奉命兼任桂林城防司令。……考虑到守城要捱过很长的日子,韦部军官要求准许留下一些妇女充当军妓。也许有一些坏女人愿意留下。我没有批准这一要求。”⑨但稍后,该部迅速弃守桂林,令张发奎“感到惊奇”。⑩

       桂系守军竟敢直白地向战区长官部索求“军妓”,此一史实,对今人回顾抗战史,当是一种提醒:虽然官方档案几无此类记载,但其普遍性,或将超出一般估计——毕竟,无论美军,还是苏军,乃至日军,二战时的性问题,都是一个大问题。国军也不应该例外。

       注释

       ①张善发:《“远征”出国》,收录于《郧西文史资料》第2辑。②④练秉彝、陈家蔼/口述,黎思复/整理:《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接收广州的回忆》,收录于《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三辑。③龙国钧:《新一军进入广州纪略》,收录于《广州文史资料》第12辑。⑤张发奎/口述,夏莲英/访谈记录,胡志伟/翻译校注:《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P323。⑥王鼎钧:《关山夺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P83。⑦李涤生等:《国民党下级军官的日记》,华文出版社2012,P57。⑧龚日兴:《一个新一军逃兵的自述》,东北书店1947。潘德辉:《半世追随 一生被泽》,收录于《纪念孙立人文集》,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8。⑨《张发奎口述自传》,P268。⑩《张发奎口述自传》,P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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