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原自由党议员亲笔撰文：我为何投身反对党

今日Leona Alleslev亲自撰文，在nationalpost独家披露自己脱离自由党，投靠保守党的内情。以下是原文编译：

上周星期一，9月17日，我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做正确的事情，虽然这并不容易。

2015年我参选时，选民委托我代表他们。为了不辜负这种信任，我必须竭我所能为国家服务。经过仔细和慎重的考虑，我决定加入反对党阵营。

现实是，随着时间流逝，我曾经与自由党一致的观点逐渐消失。

有人说我的决定很突然。事实没有这么简单。对我和许多在上次选举中投自由党的加拿大人来说，自由党早在我脱党前就已经和我们分道扬镳。

我在2015年的执政理念很大程度上是代表中间派的政治愿景。三年过去了，这个政府没有实现加拿大人所期望的改变。相反，我们看到总理越来越左，远离中心。

我的决定不是单一原因促成。我逐渐认识到，在全球前所未有的不稳定时期，自由党没有专注于解决国家的首要问题。

我的选民们向我表达了他们的担忧，即现任政府似乎越来越与加拿大和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脱节，没有做出适当的响应。

因此，我改变党派是众多政策转变和行动积累的结果，这些转变和政府行动加在一起使我确信国家有可能陷入悲惨的境地。

以下是推动我做出决定的三大原因：

1)外交贸易和经济

加拿大是一个以贸易为基础的国家; GDP的80%来自贸易。与伙伴国的关系是经济增长的生命线。国家之间的关系基于安全感、信任和相互尊重。这也是为什么外交、贸易和国防与我们的经济密不可分。基本上，GDP的80%依赖外交事务。因此，在世界舞台上的失误往往会转化为国内的失业。

我对那些在世界上代表加拿大、行使最高职权上的人所表现出的缺乏外交手腕的行为非常失望。这种行为可能对国内的贸易关系、经济和就业造成重大风险。政府的外交失误包括：国防部长公开抨击波音公司、外交部长发推特批评沙特国内事务、在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参与“直面暴君”的反川普小组，以及与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发生的事。

我们的经济安全取决于其他希望与加拿大做生意的国家。资本投资以惊人的速度离开加拿大。虽然两者的关系可能并不明显，但可以归结为加拿大在世界舞台上的行为模式。

2)国防和安全

过去三年中，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正在目睹全球力量平衡的重大转变，而我们的国防和安全结构正在遭受挑战。

加拿大无力承担“独自行动”。自由党政府向北约盟国做出承诺，将把GDP的2%用于国防，但我们目前的开支不到1%，而且没有书面计划表明如何履行2%的承诺。此外，自由党承诺购买新的现代化设备解决军队差距，但30%的国防预算仍然没有使用。政府准备购买已有40年历史的澳大利亚F-18战斗机，比我们正在取代的机型还要老旧。

3)执政

自由党还没有从竞选模式转变为执政模式。胜选容易执政难。执政涉及道德、诚信正直，要有效履行国家责任和联邦对人民的服务义务。政府承诺进行税收改革，承诺让加拿大人能更好、更轻松地与政府打交道。

而最近自由党的“税收公平”提案却让现任政府与纳税人之间严重脱节。加拿大人认为我们的税制既不公平也不平衡。税制改革绝不仅仅是小修小补。国家需要进行基本的税务审查，而这却不在政府的待办清单上。未能审查会危害加拿大人对政府的信任，对经济安全的信任以及不确定外国公司是否会选择在加拿大投资。

我的选民也告诉我，与联邦政府打交道是多么令人沮丧。无论是致电加拿大税务局、申请签证，还是通知政府家庭成员去世。问题很明确：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服务标准来满足加拿大人的需求。

以下是自由党尚未解决的问题，包括：Phoenix、加拿大共享服务公司、加拿大邮政，等等。政府服务的不作为和缺乏问责制，削弱了加拿大人对政府的信心，限制了加拿大人经营业务和发展经济的能力。

正如我在下议院所说的，我曾是加拿大皇家空军的一员，我发誓要为加拿大效力。即便我离开了军队，我的誓言未曾改变。现在我作为国会议员是为加拿大人服务，我效忠的是国家，不是党派，我的神圣义务是为选民服务。

上面所述的政策转变和政府行动转变非常重要，我认为需要立即解决这些问题，公开倡导实质性改变，巩固国家的基础。但是，对我来说，作为自由党公开批评政府是破坏行为，我的行为准则不允许我做不光彩的事。

9月17日，我采取了激烈的行动，要求政府承担责任。我不得不改变政党，公开要求解决我们所处时代的基本优先事项。这是我作为议员的工作，也是我转变党派阵营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