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3大危机 习近平抛出第5个现代化

　如果说，改革开放的狂飙突进培育了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忠实信徒，而如今各方集议归纳习近平讲话、构筑习近平思想体系体现北京对“理论自信”的架设的话，那么习近平抛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则无疑是对“制度自信”匮乏的自觉反思。这体现习近平对当下中共面临的执政处境的自觉认识，也是令中共彻底摆脱人治思维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关键“转身”。历经世界政治格局变化的冲击，中共必须寻找执政出路，尤其是在社会矛盾积聚严重冲击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情况下。从此角度看，第五现代化必然是习近平等中共高层因应世界局势，意图对中共进行改造，彻底实现现代化政党转变和长期执政的必然之途。而对于中共每个人来说，这一转变可能非常痛苦，甚至触动利益集团的惯性，但这种转变是必须的。

　　身份认同危机：走出“窑洞”思维

　　在非常时期，残酷的斗争环境决定了中共必须更多地保留集权性质，以确保自己能够临机决断，迅速对危机做出反应。这一情势在任何组织的早期都曾出现。在一定时期内，它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我们不可否认在彼时的环境中它的积极意义。具体到中共，在国共对峙、抗战乃至建政后的短时期内，都概莫能外。

　　但是，历史从来充满吊诡，当一个权威拥有这种高度集中权力并越来越倚重这种形式后，便会倾向于维护这种惯性。效率、直接……可能会极具诱惑力，但其中暗含巨大隐患，一旦穷尽，危机便随之而来。当社会局势稳定恢复常态化后，人们不会再对这个权威因为粗暴、怠惰而本可避免的失误保持容忍和沉默。也就是说，革命党的角色特征正在成为一个政党执政的障碍。当人们的不满冲击着执政党的根基时，它会产生身份认同焦虑。这就是著名政党理论家莱帕洛姆巴拉和韦纳所认为的，现代政治变迁过程中所面临的三大政治危机之一——合法性危机——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民众的普遍支持，亦即政治上出现了信任危机和认同危机。

　　一个现代化执政党必然不同于中国封建社会王朝兴替时以武力得天下便可坐拥万代江山那样一劳永逸。政党本身即是现代化政治的产物，在巨大的世界性的现代化浪潮面前，政党只有顺乎潮流，适应政治现代化的客观要求，适应由人治向法治、由专制向民主的政治转型，适时调整自身的结构、功能和运作方式，才能走向政党建设的科学化。

　　对于中共自身来说，它早已不再是为数不过数十人的地下团体或者类似的小帮会组织。对于一个8,600多万成员、掌控13亿人大国命运的世界第一大党而言，它显然已不可与过去同日而语，再用传统方式组织中共、履行执政权，不仅已力不从心而且必然危机重重。经历毛泽东时代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确切地说以个人威权凌驾一切）的惨痛教训，中共虽然在邓时代开始反思自身定位，并在江泽民时期酝酿转型、明确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但是相关探索始终难说实现突破，中共始终无法摆脱人治思维，难以跻身现代化政党。

　　如今世界民主化政治浪潮频繁冲击，民间政治参与意识迅速觉醒，世界各国共产党多酝酿适应形势，例如越南共产党、老挝人民革命党都在积极探寻执政方式改变，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左翼政党则更早调整角色，以“议会斗争”形式强化政治参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时，习近平抛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正是中国取得经济发展成果却始终无法逾越现实瓶颈的必然结果。它是中共摆脱周恩来当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物质层面的局限，到探寻“治道兴衰”的必然“跃升”。

　　现实危机：执政思维滞后的苦果

　　按照莱帕洛姆巴拉和韦纳的观点，现代政治变迁过程中面临的三大政治危机还包括参与危机和整合危机。参与危机是指政治体制不能提供有效的政治参与渠道，无法吸纳和消化新生的社会力量，民众和社会群体的利益要求无法得到正常的表达，从而引起广泛的不满、抗议和骚乱。

　　从更现实的具体层面看，正是由于中共异常艰难的执政党转型导致其治下的中国依旧弊病丛生。苏联积重难返的结构性矛盾导致亡党亡国，被中共反复提起并引以为鉴。在中共看来，正是当时严重滞后的体制弊病和时任苏联领导人执政能力薄弱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中共建政之初几乎照搬了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模式。从国民经济的公有化体制，到高度集体化的群众社会形态，再到执政党垄断一切政经大权的政权组织形态，中共几乎全盘接受。然而，苏联体制造就了政权组织架构的脆弱。继斯大林之后，毛泽东重新演绎了斯大林的故事，以至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被轻易地操控在少数人手里，严重脱离当时的实际。中共丧失了党内的自我纠错能力，与遵义会议时的自我反省和及时更张形成鲜明对照。

　　尽管邓小平的登位废除了领导终身制并重启了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按钮。但是，在此期间形成根深蒂固、错综不杂的利益格局，反倒令中国再度陷入到另一形式的制度体制僵化中。有批评者认为，尽管数十年改革开放巩固了中共当下的地位，但是“政左经右”正在累积负面效应，与政治体制中滞留的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遗迹形成奇怪的“扭曲”。垄断利益、部门利益、地方利益、阶层利益等等，不仅堵塞了社会表达自由和流通自由的渠道，酿成诸多社会矛盾的渊薮，而且成为阻挠社会发展的僵化制度约束。

　　正是因此，中共执政根基遭遇最直接或者说最具有杀伤力的冲击。中共作为执政党现陷入官僚化的体制弊端中，并成为激化一系列社会矛盾的导火索。个人可以凌驾于政府甚至公检法之上，以红头文件、领导批示等形式治国理政、履行职权。更有甚者，正如上文所言，地方党政人员肆意践踏法律，官僚主义习气十足，粗暴执法乃至知法犯法等“越位者”不在少数，直接将官民、党群关系对立起来。原主政重庆的薄熙来被指责动用公检法肆意为自己的政治野心服务，或可算作经典案例。这犹如当年的苏联解体前场景。官僚主义者脱离群众，漠视人们的利益，并肆无忌惮地蛀蚀国家和民众利益，终于导致底层社会的愤怒与反击，并最终成为摧毁既得利益者代表的引信。

　　意识形态危机：信仰面临整合

　　整合危机是指政治上的统一性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地区间和群体间的冲突难以调和，民族团结出现严重困难，国家的一体化受到挑战。统一的意识形态是强化社会凝聚力的根基。它看似虚无缥缈，但在古今中外，对于正统意识形态的认知很少有不在意的。苏联的倾覆在中共看来便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民主社会主义”导致的思想混乱。

　　高度集权体制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形成垄断价值，它几乎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或者说成为全体社会成员最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强人毛泽东时代结束后，邓小平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各种社会思潮随着国门洞开而深刻冲击着中共的正统意识形态：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多元政治理想激烈交锋的时代，彼时在第三波全球民主化浪潮影响下，西单民主墙危机、六四学生运动，加之改革开放下市场经济思潮的泛滥，官方意识形态和正统理论的话语空间正在被肢解、削弱。而随之而生成的国家统一认同价值也面临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地方主义的挑战。

　　中共近期发起的意识形态暗战以及彻查境外NGO联系表明在中共的意识中，“冷战的阴霾”尚未退却。尤其是在中共的理论宣传部门看来，西方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渗透仍然时刻危及、蚕食中共的执政根基。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去年有关意识形态工作危机的“8·19”讲话不断被官方引用和强调。同时，他上台至今接连抛出的“三个自信”“中国梦”等也被视为整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念、重塑中共意识形态正统统治地位的努力。

　　反过来说，在与西方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的论战中，中共理论根基显得过于薄弱，不得不借助政治强力进行回击，这本身便暴露了其思想整合的弱点。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太过于陶醉在马列主义以及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的自我演绎中寻找支撑，结果令其理论源泉陷入枯竭状态，不仅在在抗拒西方普世价值观上整体处于劣势，而且难以在中共所谓的“全面深化改革”时凝聚社会共识，整合多元社会思潮。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高层显然是对此三大危机有清晰的认识的，并对中共执政现实进行了冷静的思考。作为一个执政党领袖，又身处中国历史以及中共执政演变的关要节点，习近平无可避免地要为现实、为历史负责，正如其所说，继续完成“进京赶考”的“答卷”，否则解决不好上述这些问题，他就是历史的罪人、中共的罪人。正是在此清醒认识上，它成为习近平一系列政治抱负的现实依托。这是他的“宿命”。

　　邓小平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为此习近平提出“第五个现代化”， 在观察人士看来，他显然具有洞悉世界政治发展潮流的远见和自觉顺应时代发展改造中共执政方式的自觉性，即抛除一切人治思维的痕迹，抛弃以封建农民起义的“土气”味，真正地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化的执政党；同时，将社会矛盾的解决纳入法制化、有序化的模式当中，有效地将自己的执政行为规范化，化解社会矛盾对执政根基的冲击。其中，信仰的整合与理念的革新都将在“第五个现代化”的落实过程中同步进行。

　　多维社论《期盼中国实现第五个现代化》中曾提出，中共作为唯一执政党，只有自身实现现代化，才能在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将中国推向另一个高度。这一现代化的推行将真正使中国走出以往人治的阴影，使治理国家变得规范、文明，也将使从山沟、窑洞走出来的中共成为全面现代化的执政党。我们坚信并乐观看待其积极意义。至少我们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中共高层意识到此刻的使命和自身的不足，并愿意为其积极努力去尝试改变，并有雄心去改变中共与时代不“兼容”的落后观念和执政思维所造成的负面形象。

　　总之，从本质上看，相对于西方寻求以“民主参与”化解执政危机，中共自开始起便继承精英政治传统，提升精英执政能力水平势所必然。中共当年以农村武装割据起家，虽说高扬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当时最时髦的指导思想，并始终坚持自己为其最忠实的信徒，但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在中国革命、建设乃至转型的具体实践中都残留着明显的封建残余思想的渗透，应乱处变的权宜色彩浓厚。这与当下政治文明的潮流背道而驰。“第五个现代化”这条路可能走得艰辛，但相对于苏联、台湾等国家地区的“休克疗法”，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无疑是成本最低、风险系数最低的一种。它同时是一种统治阶层自上而下的主动性行为，尽管的确是迫于现实压力，但对于每个人中国人来说，此番动作仍有其积极意义。　　(穆尧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