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某领导帮林树森升省长 内幕曝光

　林树森操盘房地产，踢英商和广州日报

　　林树森的胃口超大，连续啃下两大项目之后，又盯上了位于天河商圈的“太古汇”。该项目由广州日报社和香港太古集团合资兴建，当初签订合作协议时前者占股45%，后者55%。这是太古地产在中国内地最大的商业地产项目，建筑面积超过35万平方米，总投资预计40到60亿元人民币。合作双方于2002年3月正式签约，项目命名为“太古汇——广州报业文化广场”。几个月后，接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林树森开始插手这一项目。他约时任太古地产总经理的简基富和太古地产广州代表处首席代表郝继霖在广州市政府专事接待任务的广州大厦吃早餐，餐桌上展开一场权力与资本的火爆对话。

　　林树森以其一贯的强悍风格开门见山地要求太古退出该项目。简基富是个英国人，他也以英国人柔中寓刚的辞锋回答：太古不会退出这个项目，因为有与广州日报社签署的商业合同，如果林先生一定要我们退，我们是要打官司的。林树森没想到英国人这么不客气，但仍以一副大权在握的派头回应说：我不会和你们打官司，但我会让你们在广州一事无成。没想到英国人居然毫不示弱，简基富说：我们知道你是广州市的最高领导人，没有你的首肯，我们在广州的项目将会寸步难行。但是，我们有钱，我们可以等，等到你退休，我们将重新起步。果然，“太古汇”这个项目一拖就是5年，直到2007年林树森调离广州远赴贵州就任，项目才再重新启动。

　　林树森当初试图吓退太古地产，实际上是准备让自己的人接手这块“肥肉”，没想到被太古地产碰了一鼻子灰，不禁恼羞成怒，转而逼迫合作的另一方广州日报社退出这一项目。广州日报社是林树森辖下单位，自然不敢得罪林大人，很快就向太古地产表达了退股的意愿。广州日报社并不知道自己的这一举动正好戳中了太古地产的软肋，因为按照中国的政策，凡是合资企业，如果中方企业退出，企业就变成了外资独资企业，不能再享受合资企业的优惠政策了。所以，得到广州日报社退股的通知后，太古地产内部甚至准备以无偿赠送广州日报社15%的股权作为广州日报社不退出的条件。不过时任广州日报社长张德安是个不学无术，既不懂办报，又不懂经营，只会唯命是从服从上级的家伙，最终竟然同意广州日报只留下3%的股份。这种股比，令广州日报社只有陪人家出钱的份，却无丝毫话事权。太古地产兵不血刃独家得到广州最旺商圈这块5万平方米的熟地，最终打造成为内地最高端的商业地产项目，如今天天财源滚滚。当他们有机会面对林树森时，真不知道该是厌恶还是该感谢。

　　林树森与张广宁说到底只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一段时间之后，林树森发现张广宁的翅膀逐渐硬了起来，不再听话了。2013年，林树森出版了一本书名叫《广州城记》的书。这本由他署名、实际上是由他口述别人记录整理的书中，处处可见林对他任广州市长时期前后的抱怨和揶揄。林的市长前任是黎子流，后任则是张广宁。林在书中几乎把广州市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全部说成是自己的功劳，而缺点则通通算到了黎子流和张广宁的头上。熟悉内情的人多数认为，如果张广宁后来不是与林树森交恶，林树森是不会这样发泄对张的不满的。

　　国务院某领导相助，林树森异地升省长

　　2006年，对于林树森的仕途来说，是极为关键的一年。他是1946年12月生人，到2006年底就年满60岁了。按照国家政策，官员一旦年届60足岁，就不能提升了。因此，当林眼巴巴地看着自己一天一天接近60周岁时，心中的焦急可想而知。幸而“秦桧都有几个知心友，关公也有几个对头人”，林树森上世纪90年代初担任广东省计委主任时，因工作关系，与国务院一位负责人过从甚密，这位领导人对林的能力颇为赏识，林也很会投其所好，因而得到这位虽然已经退下来但仍有余威的领导人的支持。这一次，在林树森仕途进退千钧一发的重要关头，这位领导人不遗余力鼎力支持，终于在60岁来临前5个月，得以远赴贵州，升任省长之职。据说，为了确保林树森坐正省长交椅，这位领导人还专门到贵州疗养，直到贵州省人大选出林当省长后才离开。不过天命难违，林树森到贵州后妄自尊大的脾气一点也不肯收敛，最终还是于2010年8月罕有地被中央宣布书记、省长同时调离贵州。当时林只有63岁，未到法定退休年龄65岁，知道内幕的人都明白，这是他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矛盾冲突公开化的结果。石宗源在中共高官中虽属古板保守，但性格忠厚，人脉广泛。他到贵州后尽管政绩平平，但与省里一班领导还算是和谐共事。自从林树森到贵州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鉴于林的所作所为，石宗源多次直斥他为政治流氓，其他班子成员也异口同声指责林树森飞扬跋扈，根本不适合担任高级领导职务。贵阳市一度盛传一段丑闻，说林树森有一次跟贵阳市市委书记李军开会，会上双方争执起来，林树森像街头烂仔一样把一杯水淋到了李军的头上。林离开贵州后，在全国人大担任不用上班的闲职，他也懒得管事，终日留在广州，郁郁寡欢，渐渐患上了抑郁症，不得不经常到医院治疗。

　　林树森和曹鉴燎

　　正是这样一个林树森，对曹鉴燎自然是看不上眼的。林树森对曹不感冒的原因很多，首先是非我族类。一向以来曹都是先后担任广东省长的黄华华、朱小丹的人马，而黄、朱一直与林不和。因为黄、朱均属“共青派”，分别担任过共青团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书记的职务。这派人物多为能说不能做之辈，对于自视甚高的林树森来说，非常看不起。无奈黄华华有客家背景，广东官场上人多势众，而林树森虽是潮汕人，但因其父亲解放初期作为地主恶霸被枪毙，发誓不回家乡，潮汕帮中人脉不深，故在广州工作期间，一直被压在黄华华手下当副手。熬到2002年9月，终于等到黄华华升任广东省长高位，林才有机会就任广州市委书记。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3个月后，林就毫不客气地把曹鉴燎调走，调到海珠区当书记。接任天河区委书记的则是杨建成。此人属于文弱书生，长期在广州市委研究室做文字工作，尽管官至主任高职，却毫无行政经验。这样一个人物为何会被向来刚愎自用的林树森委以重任呢？原来他对林树森有“护驾之恩”。

　　2000年，正值林树森积极谋划升任广州市委书记关键时刻，中共开展了一个名为“三讲”实际上是党内整风的运动，这个运动的主要做法是在党内官员之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方面是互相检举，人人过关；另一方面是个人撰写自我检讨材料，上呈领导检查，下受群众监督。熟悉中共政治文化的读者都知道，这类材料的分寸十分关键，最难拿捏之处在于既不能过分，免遭追究，又要言之有物，有点干货，以免上级与群众说是避重就轻，难以过关。那段时间，杨建成日夜操劳，凭借手中生花妙笔，先后为顶头上司时任广州市委书记黄华华、市长林树森写出了多份恰到好处的“三讲”材料，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因而讨得了他们的欢心，留下了颇好的印象。任命杨建成担任天河区委书记的肥缺，既是对杨的奖赏，也是对杨信任的表现。无奈杨建成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上任之后干了8年，始终没见什么成绩，最终被调到市纪委当副书记去了。像区委书记这样的实权官员没能再上一步当上市人大副主任或市政协副主席，是极为少见的，可见杨的能力着实一般。

　　曹鉴燎被调到海珠区后，虽然油水大减，但官场运作并未闲着。他拿起一贯以来行之有效的武器，以土地换关系，凡是用得着的“贵人”，都为他们做生意提供方便。时任广州市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的朱振中是广州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曹鉴燎到海珠区后，知道朱的儿子正与原区委书记、时任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孔少琼的丈夫合作开公司做地产。曹不禁暗暗叫好，立即着人给该公司在海珠区拿地大开绿灯，帮助该公司很快赚得了第一桶金，此后更是“猪笼入水”，不断横财就手。只是乐极生悲，一天晚上，朱振中儿子酒后驾驶，汽车超速狂飙一头撞在路边建筑上，当场车毁人亡。

　　林树森不喜欢曹鉴燎这种“太聪明”的下属，并不意味着他真有知人之明。

　　林树森手下的“四大奸臣、两大师爷”

　　实际上，他信任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广州官场至今仍然流传着林树森手下“四大奸臣、两大师爷”之说。“四大奸臣”是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林伟宪，原副市长平欣光，原市政协副主席简文豪，原越秀集团董事长区秉昌。“两大师爷”是原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长邬毅敏，原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薛晓峰。这些人多无真才实学，却擅长拍林的马屁，甚得林的宠信。例如薛晓峰，原本只是北京《经济日报》的一名记者，一次跟领导到广州采访林树森，回去发表了一篇题为《两百分之一的人口提供二十分之一的税收》的文章，说林树森领导下的广州只占全国两百分之一的人口，每年却能上交占全国二十分之一的税收，大大吹捧了林树森一番。林认为这篇稿子对自己升官很有帮助，所以十分赏识薛晓峰，不仅一手从北京调动薛晓峰到《广州日报》当总编辑，而且很快就将其升迁为市委常委、秘书长，后来更运动其到中山市任市委书记。原本还想运动薛进一步升官担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只是因为中纪委收到举报，说薛有经济问题，虽然林通过关系把责任推到薛老婆身上，把薛解脱出来，但组织上还是认为薛不适合提拔，才没有当上省委常委、宣传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