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这么大的事 张春贤竟未第一时间表态

　　这恐怕是新疆天山网头条布局最为特殊的一次了。因为构成7月31日头条区域的一篇主稿、三篇副稿内容完全一致，显示标题只是因提取角度而异。主稿为《张春贤：坚决打击暴恐 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副稿分别为《张春贤八一前夕慰问驻疆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决把暴恐分子嚣张气焰打下去”》、《“打出新疆人民的安宁”》。不难推测，按照最初编排，第一篇副稿才是核心，因为张春贤打击暴恐分子的表态和呼吁早已常态化。而从时间线来看，张春贤突访军警滞后于四天后发布，也让刚刚发生在喀什莎车的恐怖袭击疑云加重。

　　显然地，张春贤滞后于暴恐案，只是“隐退”的表层。更深层面的意义在于，张春贤在新疆问题上表什么态，何时表态，开始更为直接地受控于中央意志。莎车暴恐案后，张春贤并未第一时间站出来安抚社会恐慌情绪。突访军警时的“坚决”之表态和“安宁”之愿景，已经远远滞后。7月31日刊发于《求是》杂志的《奋力谱写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新篇章》，更多的是传达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的精神。可以说，时至今日，作为治疆大吏的张春贤并未就此次暴恐直接表态。张春贤去哪儿了？这是很多人的疑问。疑问背后，除了当局更深层面的考虑和担忧外，也部分地说明案件的严重程度非比寻常。

　　“非比寻常”，也是有迹可循的。首先是通报时间滞后。莎车暴恐案发生于7月28日凌晨，官方通报时间选择在次日晚间21时59秒。而在官方通报前，论坛和微博的各色传言已经不断露头，从暴恐的规模到殃及范围，从死伤甚众到残忍程度，均有辐射和覆盖。所以，官方时隔约40小时的通报，更像是舆情倒逼后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其次，官方版本和坊间版本出现严重错位。前者认定，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计划周密，性质恶劣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后一版本则需要翻越防火墙方可管窥一二——因为酿成血案的导火索在于当地安全部队向抗议政府限制斋月活动人群开枪，进而引发民愤才导致了冲突的爆发。显然地，坊间版本不论真伪，都需要扼杀在萌芽状态。如若为真，应反恐大业及政治安定之所需，也要成为“不能说的秘密”；如若为虚，也要阻止此类谣传的蔓延，避免滑向“三人成虎”的险境。

　　再次是伤亡人数的“三重门”。第一重，来自论坛及微博互动平台。按照不具名网友的说法，实际伤亡人数或已达上百人，规模直追2009年发生在乌鲁木齐的“七·五”事件。第二重，来自港媒及西方媒体。如BBC最早报道的21至24名维族人被打死，汉族人有13人死亡，都是公安和政府人员，另外还有67名维族人被捕。再如港媒报道的中国警方逮捕了41名暴恐分子，击毙22名暴徒。第三重，来自中国官方至今尚未更新的通报，亦即前文提到的两处含煳其辞的表述。至今，各方消息混乱不堪，不同话语空间七嘴八舌，“三重门”深几许仍未见定论。

　　最后是北京欲说还休的姿态。因为官方通报暴恐案的时间与周永康案仅仅隔了4个小时，故而各路舆论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了后者，对前者的报道以及关注度骤减。然即便如此，官方有意控制舆情路径的迹象还是很明显。首先，适度调控微博平台的讨论，限制“莎车暴恐”进入热搜榜，只留下了颇为中立的“新疆”。而且从存留下来的内容来看，要么是强烈谴责暴徒恶劣行径的，要么是坚决拥护当局反恐决心的，错位版本和“三重门”之前两重，基本上绝迹于防火墙内的互联网平台。其次，《环球时报》事发后的追踪报道很快被删除，无处寻觅。更为诡异的是，截至发稿前，《环球时报》已就该报道发表致歉声明。当局为何紧急删除相关报道？调查和抓捕的阶段性结果为何？禁言背后究竟暗合了怎样的高层布局？恐惧和不安在重重疑团中滋生、蔓延。新疆问题究竟何解，也再次以血淋淋的方式跃入前台。鉴于此，张春贤着实从反恐第一线“隐退”。或者说，当前新疆问题之错综复杂，已非治疆大吏所能及。国安委的成立，也说明中国反恐急需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需要习近平这样的政治强人充当一把手和扛旗人。

　　刚刚创造了中共反腐新纪录的习近平，恐怕也在盘算着新疆的病症以及药方。只是当下唯一能做的，确也只剩下抢占舆论高地，进而平息浮动的人心。于是人们看到，每次暴恐惨案后总有如雷贯耳的谴责浪潮接踵而至，莎车暴恐案也不例外。新疆天山网紧随新华社通报之后刊发评论员文章《坚决粉粹敌人的罪恶阴谋》，延续了一贯的语言风格和行文逻辑。对待暴徒之罪恶行径，如秋风扫落叶，毫无妥协余地，“暴恐分子在肉孜节前制造事端，企图在穆斯林群众开斋时大造恐怖氛围，大肆蛊惑煽动，蓄意将暴恐活动和民族宗教挂钩，企图掀起更大事端，用心何其险恶。”谴责之外，文章还负有引导重任。一方面，认清暴恐分子真面目，保持清醒头脑，主动驳斥谣言，不信谣、不传谣、不上当，坚决粉碎敌人的罪恶阴谋；另一方面，展望“团结和谐、繁荣富强、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疆，实现路径之一即为“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正是文末那句“让我们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呼吁，让新疆各族党员干部群众的愤怒声讨找到了集中喷涌的依托。何况，石榴籽除了“紧紧抱在一起”外，通常情况下还是鲜艳的红色。对愤怒声讨者而言，石榴籽之红，更像是被众多同胞的鲜血染红的。故而抱团不再单纯为“表忠心”、“站队列”，集中表态也部分地抽离了现实政治之所需，成为一种充满共同体之感的政治隐喻。言外之意是，暴徒嚣张气焰一日不打下去，宗教极端主义的火苗一日不扑灭，谁都有可能成为染红“石榴籽”的下一个受害者。

　　团结起来力量大，但是停留在话语层面的虚拟团结在一次又一次的血腥暴恐面前却也显得苍白无力。毕竟，喊打喊杀是容易的，以强硬口气呈明立场和态度也是容易即可见效的。但如何从源头上治理新疆问题，在撕开黑罩袍下原教旨极端主义虚伪面纱的同时，又该如何行之有效地去极端化，却依然是个老大难的顽疾。就此次暴恐来看，留待反思的问题亦很多。在当局层面，在反恐事宜上是否只是做了表面文章，而没有实际上吓倒恐怖分子？针对对方的激烈反弹和成功率，当局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轻视了这股反扑力量？鉴于暴徒在暗处的优势，北京是否应该在认真研究对方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战术调整？沉浸数月后暴恐再次来袭时，当局又该如何通过舆论引导让诸如“这些暴徒连一个平静的斋月都不让我们过”的肺腑之言深入人心？至于民间层面，也需要反思一个至为关键性的问题，即普通民众如何做到不被暴恐分子牵着鼻子走？比如在普通民众和暴徒界限越来越模煳的当下，当暴徒为求自保以当局对斋戒月的限制为由笼络人心时，普通民众该如何做到明辨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