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通胀有什么教训？

　　每当经济波动，关于通货膨胀的担忧，总会泛起。

　　“如何避免通胀？”不少朋友，都曾经这样问过我。可以说，对通胀的恐惧，深深烙在软阶层的集体记忆中。通货膨胀的关键，在哪里？或许中国货币的历史，最有资格回答。

　　货币史：抖小聪明的错乱史

　　为什么这样说？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是由中国发明的，就是中国宋代的交子。有趣的是，即使海外学者也承认，13世纪中国就提出了古代版的货币理论，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货币理论水平高出同时代欧洲人。不幸的是，最早的恶性通货膨胀，也发生在中国。

　　交子和后来的纸币会子，最初信用不错，贵过金银，最后却走向通胀。“宋高宗年间（1141年），米价曾经一度是100文一斗，差不多一百年后，第十八界会子200贯纸面价值为20万文，却还买不到一双草鞋，“以更易关子以来，十八界二百不足以贸一草履，而以供战士一日之需……饥寒窘用，难责死斗”。

　　中国纸币历史，可谓一部抖小聪明的错乱史。历史学者钱穆一言以蔽之，“宋、元两代用钞票，均有滥发之弊病”，更不用说千年之后的民国法币与金圆券。

　　那么，纸币的崩溃为何反复发生，从中可以学习到什么教训？过去的历史记录，其实存在不少空白。历史学依赖于文字记录，然而记录历史的人，往往不了解或者漠视金融。真实金融的历史，存在于金融家政治家密室中，也存在于无数大小商贩的琐碎交易里。货币史与金融史的研究，还有太多空间，需要研究者持续努力，也是为此，数年前我在《白银帝国》一书中，梳理回顾了中国的货币史。这本书已出台湾版，未来还将在耶鲁大学出版英文版。

　　如何监管监管者

　　梳理中国货币史，在历史的演绎与重复中，会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规律。比如，中国提前发明纸币，却多次出现通货膨胀，关键在哪里？我认为，其中关键在于国家信用的边界。

　　法币的流通意味着国家信用的放大，而过去强势皇权政府之下，帝王行为，决定了货币政策走向。正如一句老话所言，“统治者通过控制货币供给来管理经济”。

　　也正因此，问题在于，谁来监管监管者？从历史来看，政府接管私人纸币发行之后，初期往往能够发挥纸币的优点，缓解通货紧缩而对经济有所裨益，可惜的是，这样的美好开局很难被坚持到最后，没有约束之下，滥发的诱惑随时间或者政治需要而滋长。

　　普遍的观点都承认，货币的重要性导致其不能假手人。那么，政府是否必须对货币负责？这就引出监督的问题：如果赋予政府对货币过大的权力，如何监管与限制？各类惨痛教训暗示这一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回顾一下列宁的名言，“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认为，这句话戏剧性地表现了货币的力量。对于货币的管理，可能的出路在于通过制度设计，使得政府在履行职责的同时能够被监督，“使政府能对货币履行职责，然而同时还限制给予政府的权力，并且防止政府以各种方式使用这个权力来削弱而不是巩固自由社会”。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会发现东西方的货币道路的分野。

　　中西方货币发展的分歧在哪里

　　中国纸币交子以及其后继者的兴起与没落，很大程度上，也折射出东西方对货币的价值分歧。

　　从古希腊开始，内在价值就是西方货币的一个必要条件。权力或者法律，并不足以赋予货币(更不要说纸币)价值，也就是“充当货币的商品价值起源于它们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甚至在大部分时间人们可以自由铸币。也就是说，只要支付铸币税，人人都可以去铸币厂以金银换成货币。

　　进一步而言，这也得益于西方诸侯林立、分裂竞争的局面，没有一个大一统政府垄断货币之发行。与之相反，东方帝国在历史上就主张货币为政治服务。无论货币理论还是货币政策都强调统治者对货币的创造作用，也就是“赋予货币价值的是统治者手中的印章，而不是货币的内在价值或者交易价值”。

　　在这样的逻辑之下，货币政策施政重点往往在于如何使之更好地为国家或统治者服务，经济考虑往往不是首要因素，政治考量成为第一关键。强大的统治者，好像对于自身管理宏观经济的能力一直很自信，所以有学者如是评价中国古代统治者对于货币的理念，“如何通过相关政策安排，使统治者能够熨平时而匮乏、时而充足的经济兴衰周期，以满足本国人的物质需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统治者可以通过调节货币供给量，来保证物价水平稳定和物品供给充足”。

　　在西方，由于金、银等贵金属数量稀少，天然对于统治者的滥发货币的冲动形成有力制约，经济则往往遭受通货紧缩之苦，即所谓的“钱荒”。相对于本位货币，在西方辅币其实才是最大的铸币税来源，因为辅币往往价值低廉、容易获得、便于增发。

　　对于中国来说，作为辅币的铜钱一直是民间主要流通手段，即使在银本位确立之后也是如此，所以中国皇帝过去往往也为铜的短缺苦恼，常常用制造低劣辅币、以严刑峻法限制铜出口等方式应对。

　　如果滥发贬值的行为，被控制在一定幅度之内，尚且可视为权宜之计，甚至是国家的制度红利。但是，财富竟不可以凭空造出，历史经验反复说明，如果通胀到了一定程度，必然引发货币系统、财政系统甚至国家的崩溃。到后来，民间最终放弃纸币，以至于以物易物。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以物易物极为低效，但纸币贬值，却使得以物易物的选择变得具有吸引力。历史上，也出现过各种货币替代品，“战后的德国人把香烟作为货币，或者回到殖民地时期的弗吉尼亚，使用烟草作为货币”。

　　最终来看，通胀之后，黄金或白银，往往又成为是首要的商品货币。这也是中国货币历史始终与白银纠缠的原因，如是千年，福祸相依。我在《徐瑾经济人》多次强调，在前现代社会，经济运作规律和今日完全不同。弗里德曼所提到的要求，比如政府对货币负责、限制政府权力等制度安排，对于古代中国来说过于奢侈。昔日的历史，教训已经足够，今天的民众，大可不必再经历一次这样的悲剧。在当下中国，未来更应该担忧通缩而不是通胀。即使如此，如果公众如此恐惧恶性通胀，合理管理通胀预期，依旧重要。（本文作者：FT中文网首席财经评论员 徐瑾。本文仅代表作者看法，参考文献省略，部分取材于《白银帝国》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