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的只剩下政治 香港真的要死了

　　1995年，美国《财富》杂志推出一篇题为《香港已死》的封面报道，引发香港民众的强烈恐慌。时隔6年，该杂志选择香港作为第七届财富全球论坛的举办地，该文的作者在被问及香港是否“死去”时，以勉为其难的“还算不错”予以回应。待到2007年香港回归十周年时，连同《财富》杂志也不得不承认“我们错了”，因为彼时的香港，不仅没有死，反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活力。而今，预言“香港已死”的作者已去世，香港看来还活着。只是，未死的香港不再是活力之都，在政治死结和经济困局的双重裹挟之下，开始一步步走入死胡同。

　穷的只剩下政治

　　香港怎么了？要明白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看清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这主要是指在经济及社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困难。其实，香港社会的权力结构在港英时期就存在争议，只不过当时的经济民生问题没有这么严重，让政治的争拗浮不出水面。“九七”回归后，在内地经济飞速发展和香港自身转型举步维艰的背景里，香港过往的优势难以保持，早已呈现颓势。面对这样的经济、民生困局，港人的怨气开始积累和需要寻找出路，社会焦点被转移到政治上，“民主”很容易被普罗大众当作所有问题的借口，于是整个香港都陷入泛意识形态的争拗中。

　　在政治上，无时无刻的社会冲突让香港的“一国两制”接连遭遇重创，有些人认为可以为了“两制”而弃“一国”于不顾，一些政治莽汉甚至还认为自己可以和台湾的独立派联姻，威胁中央，不知道自己是在玩火。这一切只会让香港原有的优势不断被消解；尤其是此次中国人大常委会票决了香港第五届特首普选方案框架后，政治裂变更是悄悄然在人们的心里燃烧，社会的代价将逐步呈现。以至于一时间，反人大决定与“爱国爱港”之间形成水火不容的敌对阵营，使之前还是泛政治化的香港直接面对政治分裂的前景。一个本来以经济活力和发展速度著名的国际大都市，一夜之间仿佛“穷的只剩下政治”。

　　在经济上，香港的相对衰落已经开始，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变得摇摇欲坠。一方面，香港经济与内地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昔日的优越感不再，尤其是随着内地进一步对外开放，经济自由度提升，国际依赖程度今非昔比，香港对外的经济、贸易、文化、旅游和进出口的地位大大下降。另一方面，香港与北京不断加剧的矛盾和冲突，正在不断挤占经济发展的通道和空间，而能不能有效依托于内地这样一个经济母体是香港提升自身金融地位的关键要素。

　　不过，香港社会的深层次问题，并非地位的下降和经济空间被挤占，而是资源、利益分配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权力结构过时，社会贫富分化日益加深。越来越多的家庭生活在贫穷线下、越来越多人负担不起居住条件、许多生活在底层的民众只足够维持基本生活的收入，难有生活提升的途径、社会贫富悬殊所产生的心理压抑。然而，所有这些都在政治争拗里被掩盖，人们看到的只是作为表象的政治乱局，导致社会共识无法形成。

　　从香港以往权力机构的产生过程看，由于选举机制僵化，特首候选人更强调稳定和维系过往机制，这就让时代的发展远远超乎社会所能承受的，既得利益者是这种机制的受惠者。当社会财富还足以应付各种矛盾时，情况还不算太坏，但到了今天各种利益冲突加剧，这种权力结构就成为被质疑的主要对象。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权力结构，不论特首是否代表香港大多数民意，只要被中央认可便可长期尸位素餐，使得泛政治化的争执日趋严重。对于生存在夹缝中的普罗大众则误会了中共是矛盾的始作俑者。香港社会的政治窘局焉能不因此而持续恶化。

　　如果说香港市民寄希望在普选，不如说他们渴望香港社会的权力结构得以改变，将极大阻碍社会公平发展问题的彻底解决。不论这是大家的共识，还是受到民主派的“蛊惑”，普选无疑是能够让全体香港市民对权力架构进行改变的有效药方，至少表面上看来是“公平”的途径。问题是人大的决定却让相当多的港人担忧，似乎北京还未丢弃“维稳思维”，层层设防，为的是确保“自己人”能在选举中胜出，使普选徒有其表，选出来的还是原来既得利益者中的一人，这不是原地踏步吗？当然，北京以为自己是好心好意地帮港人把关，防止不“爱国爱港”、别有用心的人捣乱，让香港的社会稳定受到影响。它并不理解这样的提名就是一次初选，既然是初选，民主派只会在“爱国爱港”的“标准”上被“筛”下来。或许中央意识不到人们只是对改变的真实性缺乏信心，并不是不接受改变。维稳只会奏一时之效，香港人的忍耐只需要一支火柴就可以全线崩溃。

　　香港在变，但处理香港事务的官僚却企图掩饰事实。它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民生，却由于政治冲突而被彻底掩盖。政治的冲突让社会各个阶层，各个派别之间产生疑虑、偏见，继而对如何处理问题的角度、判断各有执着，更被意识形态所模煳。结果是香港务必要解决的经济、民生的主题迟迟无人认真面对，而政治、意识形态的副题却喧宾夺主。

　　北京泛民的“风车大战”

　　香港问题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如上所说首要的还是权力结构。畸形的权力结构随之衍生出了经济、民生、社会层面的一系列问题。然而，中央依然以回归时所强调的稳定来判断香港政情，忘记了英国政府已经被彻底排除在外，从而无法认清香港问题的本质。

　　北京对香港的最大误区在于，它找到用普选来解决权力结构不民主的问题，希望香港尽快解决这个问题进而集中精力应对经济、民生。但是，中共天生的“政治敏感”和对“稳定”的偏执，使它又不敢或不想以最简洁的方式实行普选，左也不放心右也不放心。如同送朋友礼物，又提出诸般限制，让自己的诚意大打折扣，因此很可能错失了以普选为突破口进行权力结构大洗牌的有利时机。虽然中共在改革开放中使自己从政治斗争的泥沼中解放出来，将注意力转向经济建设，却未能举一反三，不经意间将香港抛入了自己一手打造的泥沼中。

　　而香港民主派也同样负有责任。首先是香港民主派如何看待中共的问题。与中共看待民主派的“两个新凡是”对应的，是民主派对待北京也有自己的“两个新凡是”，即凡是与中共相关的，必然是专制的、粗暴的，香港期待的民主是中共任凭怎样也给不了的；凡是出自北京的对港政策，必然是中共进一步控制香港的手段，并非只为香港市民的福祉。以此认识为基础，中共方面的任何动作都可能被扣上“专制”、“阴谋”的帽子，一场“要民主”的运动向“反中共”偏离，甚或以反民主的形式进行也在所不惜。不得不说，这种认识偏差，从一开始就阻断了进一步重新了解对方的通道。

　　事实上中央和泛民主派之间存在一种固有的不信任和偏见，而且都不愿意认认真真去沟通。长期追求稳定的中共，对群体性事件有着天然的抵触和恐惧，尤其是经历过“六四”事件的冲击，而香港又是六四的积极参与者，那就更加剧了抵触和恐惧的程度，对香港民主派的不信任就自然而然。所以，当香港民主派提出占领中环，便被北京先入为主地视作敌对势力，强硬回应顺势而出。

　　此外，北京方面在处理香港问题时经常是眼高手低，不接地气，这其中既有对香港政治版图的不了解，又有“家长”对“孩子”自然而然的颐指气使，颇有“我的孩子我做主”的傲慢。就当下形势来看，香港对北京的疑虑在不断加重，而中共对民主派更多的是压服，沟通常常给人走过场的感觉，这只会让误会更深。北京自信外表下的不自信，香港民主派对中央的缺乏了解，和自认为站在道德高地，为普世价值代言的幼稚，根本无法打开双方的话匣子，这都让双方的距离越走越远。

　　北京所宣称的自信，得益于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但在其所强调的“三个自信”的外表下，在面对香港问题时实则却表现出了一种不自信。比如对“爱国爱港”的条件限制，就是因为对港人是否能选出爱国的特首有疑虑，担心一旦选出的特首不合意时如何应对；人大决定让人感觉到保守是因为它没有为普选留有足够空间，这也被视为在极具西方色彩的民主选举面前的另一种不自信。

　　另一方面，香港民主派在对待中共时也需要扩大认识面，尝试理解北京的顾虑，而不是盲目追求形式上的民主，以为选举大过天，国家安全、中央利益都要让路。香港民主派天天在嚷中央防他们，污蔑他们是外部势力的“走狗”，但他们自己却毫不检点，不断做些让中央加深疑虑的事。就以“占中”发起人之一的朱耀明与台湾民进党元老施明德会面，更让人有种借助台独势力吓唬中共；而陈方安生和李柱铭去完美国又去英国，高调寻求外国势力介入香港事务，这都是愚蠢幼稚的行为；泛民的最大金主黎智英的行为无法不让人对其背后动机有所质疑，当人们听说他还参与美国对缅甸“输出民主”，这些事例无法不加深中共对民主派的疑虑。如果说中共对民主派有偏见，那也不能不说民主派自己也需要负上责任。

　　民主派需要意识到“一人一票”并非民主的最高表现形式。诚然，普选加上很多条件的配合可以令香港的困局有效得到改变，但单靠选举绝不能解决香港的问题，尤其是当多数人都陷入一种群情激奋的非理性状态时就更是如此。所以，避免形式上的民主就显得尤为重要。所谓形式上的民主，根源于民主派争民主的初始动因。其中既有意识形态的铺陈，有在香港权力机构中寻求存在感和代表性的考量，也有经济问题解决不了的关头将焦点转向政治的无奈。三种主观或客观元素集合在一起，很容易使之异化，也即空有民主的外壳而无民主的内核。从世界范围来看，那些有选举的国家，比如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都依然不可避免地面临各种经济和民生问题。可见，选举并非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和“灵丹妙药”，有时更是问题复杂化的根源，所以执着于选举而罔顾其它要素绝非香港发展正途。

　　或许民主派的领导者需要厘清几个问题：自己从政的目的究竟为何？是为市民谋福祉还是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有了形式上的民主，香港是否就可以从此高枕无忧？人大的保守决定和北京的强硬态度，是否也是己方将香港问题本末倒置的必然结果？香港民主派一股脑儿将责任全部加注于中共，但忘记了香港时下希冀的民主，既不是英国殖民者所愿，也非北京单方面赐予的，而是建立在对解决自身、主题副题之所在、需要何种民主、实现路径为何、需要承担怎样的政治风险等清楚认识基础上的。换言之，能够促使香港恢复活力、重振经济雄风的，不是《基本法》、不是香港引以为傲的法治和自由，不是廉政公署，不是北京红墙内的政治局，也不是爱国爱港的特首，更多的是香港人自己，他们是否认识到香港的问题所在，人们要为问题的解决有所付出，这些大家已经准备好了吗？毕竟，北京只是开路人，真正去走路的，终究还是香港人自己。

　　北京亦要抚心自问，对香港的管治也好，扶持也好，目的也同样是希望香港民众能安居乐业。香港的人民与民心同内地其它地方的人民与民心是没有本质分别的。在这里，国家利益重要，中央利益重要，社会稳定也重要，但最重要的是香港民众的安居乐业，是香港的繁荣和发展，大家值得高兴的是它们之间并没有冲突。正是因为北京同香港民主派在政治争拗中，都自以为自己是香港民意代言人，仿佛各自的偏见都名正言顺，其实都在相互的缠斗中忽略了民众关心的问题。犹如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坷德，认为自己在英勇地为正义而战，其实对手只是一部风车。

　　香港，敢问路在何方？

　　时下，摆在香港面前的一条现成路径，就是是否让不如意的政改通过，让普选在香港发生。不论第二轮咨询是否依然是形式主义，或许人们都应该尽量让制度更为合理。今日的香港，有人开始挥舞港英旗，不由分说地怀念港英时代。也有一些历史小丑如末代总督彭定康，但他除了用一堆表面光鲜内容全是草的说辞，搬出英国政府的“道义和政治责任”，挑动港民和北京政府的矛盾，以及将联合国作为挥舞的令箭扰乱局面之外，并未提供任何创意。要知道，香港之于英国，只是纯粹中英经济较量中的利益筹码和政客口淫的题材，英国人毫无兴趣考虑香港的政治走向，更何况它连自己的苏格兰都无法顾及。如果英国早在回归前的三十年实行了普选，今天香港就没有这个话题，这也让英国丧失了资格参与这次讨论。

　　现实地看，这次人大的决定虽然不恰当，却也不能称之为错误，它至少启动了普选的形式。一方面，它毕竟让香港有机会实现历史上第一次最高职位的全民选举，这与现行的“小圈子”选举完全不同，虽然小一点，不尽人意，但它毕竟是一个潘多拉盒子。香港市民、民主派和其他政治势力、中央都无法不受到打开这个盒子的测试，考验着他们各自的智慧，它究竟是权力解构重构的杠杆还是权力崩溃的病毒。如果是前者，香港市民不会容忍这个过程止步不前，如果是后者，中央和香港的政客如何收拾残局就成为香港是否能够继续存在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香港今日之不如意，不能说是北京单方面促成，民主派也是责任方。

　　今时今日的香港，虽然有未解开的政治死结，面对着毫无头绪的经济困局，而且存活在蓬勃的中国经济的冷清一隅，然而，这依然是中国政治、经济版图中不可替代的独特存在，而且还可以再次为中国的深化改革制造往前跨进的一大步。于整个中国而言，从满目疮痍中一步步走来，经历过列强的疯狂瓜分，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中思索过救亡图存的道路，邓小平划时代的改革开放拉近了中国与现代国家的距离，香港一直扮演着有意义的角色。而今，香港的政改和实现普选将会是难得的政治成果，不应该在各方的泥浆混战中“流产”。解铃还须系铃人，麻烦的是系铃人有两个。要保全这一政治成果，既需要民主派作为“解铃人”，在推动香港普选的大原则下寻找对中国的时代认识，更需要中共在香港主题和副题上的清晰判断，化不自信为自信，给予香港市民和民主派更多的信任。取道老子智慧结晶，中共既已足够强大，继续以强硬姿态对待自己的“孩子”，不仅不会彰显自己的强大，反倒让己方的不自信暴露无遗。正如约瑟夫•奈所警告的，“如果你把中国视为威胁，它就会变成威胁。”同样地，如果中共把香港民主派视作威胁，它就会是威胁。

　　北京和香港所需要的共识，除了普选之外，还需要正确认识香港的主题和副题，不能将手段变成目标，更要知道普选只是手段，解决香港权力结构死结的手段，终极目标是提升香港市民生活的幸福感。因为只有根除了权力结构顽疾，政治裂变、经济民生、社会焦虑等才有望渐次破局。作为“宗主国”和主动强势的一方，北京既然开了一条路，就不妨大大方方地修好路，让走在路上的香港人感到舒适。今天的中共远比邓小平时期更具备面对任何挑战的条件，但过往那种对香港的信心却并没有因此被传承下来，中央甚至对基本的国家安全和主权统一都存有疑虑。其实，在对港政策上，既然中央已经是如斯的强者，又何必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来制约普通的港人？这正是许多香港民众对中央感到失望和费解的地方。

　　而另一方面，港人也不能将自己每次磕绊的责任都推到修路者的身上，开放的普选制度显然不能尽数解决香港目前的困局。香港问题的根本，还是思维观念的问题，是认识出现了偏差，所以对香港社会而言，最好的那条路，不是人大所决定的普选框架，也不是民主派雄赳赳气昂昂追求的民主，而是大家都应该重新思考各自的观点、判断和建议。放下成见，理解对方关注点的差异，给香港一个改造权力结构的机会，给中国一个实现民选的机会，才是真的对香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