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街头，一叶知秋

　　　10月21日，香港政府方面代表与公民抗命活动的香港学联代表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对话。

　　从9月28日香港市民不满普选方案的抗命活动开始，这场街头运动已经持续将近一个月。这场运动无异对香港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也向包括中国中央政府在内的整个世界，传递出相当数量香港市民对于未来政治架构发展走向的呼声。

　　10月21日，香港政府方面代表与公民抗命活动的香港学联代表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对话。从目前结果来看，双方显然没有在关键议题上达成共识。学联代表主张：公民提名、废除功能组别等主张，而港府代表则坚持这些议题没有妥协空间，必须以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为凖，并要求学生接受这一现实，撤离佔领的街道。

　　香港时下的这场冲突，并非一日之寒，而是多年来不同群体诉求未得到化解而酝酿出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自1997年接收香港后，一直承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在实际运作中，所谓港人治港，主要是中央政府与香港大财团利益相关的港人共同治理香港。在立法院层面，这些代理人被称为「建制派」。而那些对中国政府较多批评的异见分子，被称为「泛民主派」。「建制派」因为其力挺中央政府的立场而获得了来自中央政府和香港财团方面的支持，相反的，「泛民主派」的政治发展空间则受到限制和打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政府从97年以来的治理香港的策略，客观上造成了香港不同阵营的对立和社会族群的撕裂。

　　现在正在金钟和旺角筑起街垒的市民和学生，显然不属于建制派的基本群众。这些人之所以走上街头，根据他们自己所阐述的理由，就是不满8月31日人大常委会落闸的2017普选方案存在较高的候选人提名门槛和筛选机制。他们认为这个普选设计明显有利于中央政府以普选的名义，实际上让自己指定的人选成为特首。在这个机制下，所谓一人一票的普选，并不能选出代表香港普通市民利益的候选人，是违反民主原则的「假普选」。

　　可以佐证这些示威者焦虑并非空穴来风的，是九月初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接见了由董建华率领的富豪代表团。这个举动表明，在面对香港已经出现的政治发展路线分歧问题上，中央政府更愿意与香港的大财团们对话，协调立场。无论是泛民还是发出对人大常委会普选方案质疑声音的学联，都没有李嘉诚们的待遇。他们显然无法获得与中央政府对话的管道。这种远近亲疏的差别，传递给香港建制派以外人群的信号，无疑是冰冷的。

　　而另一个佐证，是21日与学生对话的港府官员，在讨论议题时，一切均以中央政府的决定作为依据，而非就普选方案本身合理与否表达观点。这只会进一步强化香港人对于更加普适性民主机制的渴望。因为这显然证明，由中央政府委任的官僚，更多考虑的是执行中央政府的命令，而非对投票选举他们的市民负责。这样的治理架构下，香港与内地一般城市的差别已经不大。

　　在这场长达数个星期的抗争过程中，香港警方为了维护秩序而疲于奔命，动用了催泪弹和辣椒喷雾器，甚至有媒体揭露一些警察对示威者使用了不寻常的暴力。而内地的舆论机器则马力全开，将香港的街头运动定性为非法活动，并在传播技巧上巧妙地进行控制，努力让内地民众相信，这些闹事的香港人是有境外敌对势力的操纵，其目的是为了让香港独立甚至是推翻中央政府。

　　可以想像，香港街头的运动，不可避免地让中央政府联想到25年前的事件。对于有著传统中央集权思维的领导者而言，一旦香港市民可以通过和平抗争的手段，获得香港政治框架的设计参与权，某种程度上也意味著中央政府对香港管治的部分失效。这可能还会带来一连串的后续效应：比如人大常委会权威的消解和内地民众的模仿。对于一个中央集权的庞大国家来说，中央威权的瓦解和民众自主意识的滋长，是一个相互激励的正反馈进程。这也是当下中国最为敏感且极力避免的问题。

　　香港问题的更深层次麻烦，是中央政府与香港市民阶层之间的信任危机。从反对国保23条，到近年来的反国教、电视牌照发放争议，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见在双方无法对话的空间里快速生长。香港市民认为，作为一国两制中最为珍视的言论自由和媒体独立，已经被快速侵蚀。中央政府支持下的资本和政治力量在深刻地改造香港的社会生态。而在97年之前，香港人被许诺或者暗示的，是一个比英国殖民政府时期更加民主开放的未来，一种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双重自豪感。而现实是，大多数香港人在经济方面的压力日渐增大，而对未来的憧憬日趋黯淡，回归以来的历任特区政府都未能找到保持香港经济活力的新航向。祸不单行的，是连言论自由空间和多元化的意识形态也在被日益侵蚀。

　　近年来的各种运动传递出来的声音，是香港人既不愿意因为接待人山人海的内地游客而附庸于内地经济，也不愿意看到自己在政治文化基因方面与内地城市的同质化。香港人所希望拥有的，始终还是一个高度自治、文化多元、经济繁荣的国际自由港。香港人所能接受的一切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怀，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总的来说，目前对峙的双方都没有妥协后退的空间。因此这个游戏何时结束，只能是看哪一方无法坚持而退出。抗命的一方，可以选择的策略就是让自己的声音更大，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并增加对方拒绝调整方案的成本。作为管治当局，无论是港府还是中央政府，则会选择以隐蔽手段让其他民众与抗命者冲突，利用庞大的政府资源与其展开消耗战，或者对这场运动进行污名化。这样演化的结果，注定是一场没有赢家的负和游戏。

　　政治固然是一场现实的实力游戏。但如果我们可以假设的话，假如在9月28日之前，或者更早一些，比如在人大常委会讨论香港政改方案的酝酿阶段，中央政府能以开放的姿态，像接待董建华、李嘉诚们一样，与现在香港街头的意见领袖们进行一次开诚布公的对话，那么现在的香港或许就在另一条时间线上。

　　不过显然，经过反覆的沙盘推演之后，决策者宁愿冒著让香港接受一场撕裂和冲突的风险，也不愿意让人看到非权力核心圈子的社会精英可以参与政改设计的可能性。中央政府对于管治失控的担忧，最终变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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