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些人公然反党？惨遭围剿

　还是《红旗文稿》，还是政治敏感话题，还是各个场域的轮番躁动。

　　不得不说，《红旗文稿》每次出刊，总能掀起或大或小的波澜。最新一期中，当其以近乎直接点名的方式将“某拥有逾200万粉丝的知名经济学者”、“另一拥有260多万粉丝的某著名演员”、“一位拥有2,000多万粉丝的知名地产商人”拉入公然反党黑名单时，外界在瞠目结舌之余还留有普遍的疑窦：难道这是要先点名、后处理的节奏吗？

　　之所以说这份党刊近乎点名，在于其给公众提供了除粉丝数之外更加充足的追踪线索。被扣上“反党”罪名的经济学者，不仅十分艳羡西方的“自由主义”，甚至公开宣称共产主义“此路不通”；某著名演员，在微博上质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基本共识，公开声称“没谁都有中国”；知名地产商人，则直接抨击马克思“洗脑”大众。将屡屡以负面典型存在的人物名录铺展开来，茅于轼、任志强、孙海英很快逐一落座。不过，虽然遭遇党媒开炮，经历过了大风大浪的三人显然早已学会了以平常心看待。茅于轼保持着以往的发言节奏，继9日推荐过张维迎新书之后再未露面微博；任志强一边与潘石屹调侃一边还在无所顾忌地呼吁彻查内蒙呼格吉勒图案；孙海英则意有所指地转发了来自“书生意气”的微博，“否定历史罪责意味着重犯，那否定文革罪责意味着什么？”前半句话，正是来自于习近平在南京大屠杀公祭日上的讲话。

　　反党“石头”抛出后，旋即激起鲜花与板砖两种泾渭分明的涟漪。反对派质问：文革大字报又开始了吗？同样身为经济学者的马光远也直截了当指出，“红旗就是个笑话”。支持派则站好队列，“写的很好，现在某些所谓的大V，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说重点，是被收买了的。”意外的是，在这次反党运动中，《环球时报》罕见地扮演起了中间派的角色，称“反党”和指人“反党”者都需担当。反党者，的确发出了某些与党的路线和国家基本政治道路不同程度上的对立声音，有些甚至是尖锐对立的。像他们这样的大V或者“公知”还有一些，这些人那样做了，就应当坦然面对由此围绕他们自身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指人“反党”者，冲上舆论斗争的前线，受到前所未有的注意，站在辨论舞台的中央，它也要坦然面对由此引来的其他后果。比如“不再边缘”、拥有了大量支持者的同时，它也将受到围攻，品尝被贴“左倾”标签、甚至面临横跨体制内外多种风险的滋味。

茅于轼

　　就在不久前，胡锡进带领的《环球时报》还为将军和学者搭建起了辨论颜色革命的平台。如果将《红旗文稿》掀起的揭露反党运动奇文与颜色革命关联在一起，又何尝不是一脉相承的观点表达？只不过，揭露反党运动具体到了个人，颜色革命则采取了更为含煳其辞的表述。关键问题在于，《红旗文稿》近乎直接点名的做法，真的可以代表官方意志吗？点名过后，真的会有公众忌惮的舆论之外的政治后果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一方面，《红旗文稿》之文来自于北京市社科联青年社科人才资助项目《微博意识形态斗争的规律与策略研究》，署名为北京联合大学人文社科部李艳艳。充其量，《红旗文稿》只是提供了面世平台，并非己方观点的直接表达，更遑论代表高层意旨。另一方面，文章作者气势汹汹指责微博大V公然反党，且大有将茅于轼、任志强等人推上斩首台的架势，与文革大字报无异，却也诚难再发挥文革时期党报官媒的力量，点名归点名，对当事人的前途命运影响力寥寥。

　　反倒是《红旗文稿》的走向和定位更加行色匆匆。因为类似针对微博而作的战斗檄文，在2013年4月也曾引发猛烈震动。彼时，由时任陕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任贤良亲自执笔，写就的《统筹两个舆论场 凝聚社会正能量》丝毫不逊色于揭发反党运动的杀伤力。尤其是针对那些强势媒体、知名网站和名人博主、微博大V，在管理上的碰硬举措，“该警告的警告，该禁言的禁言，该关闭的关闭。只要违法违规违纪，就坚决依法处理，决不手软。”更是一时间成为官方加大管制力度的“宣言书”。时隔不久，呼吁警告、禁言、关闭自媒体的任贤良调任网信办副主任，更是形同噩耗和梦魇。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微博从热闹非凡、你争我吵到大V溃散、哑然无声，似乎变相证明了“任贤良们”管理策略的成功，也见证了微博作为新媒体“翘楚”如何被拍死在沙滩上。

　　然而，被拍死的，又岂止微博？很多转战微信的媒体人，也不得不面临无处不在的监管和审查。从南方系出走的宋志标，在其苦心经营的“旧闻评论”中送上新闻舆论观察报告。在其看来，2014新闻业在全部的平台上都出现了极大的动荡，影视出版、微博、微信、传统报纸等都被统统波及，微博每一类型的平台，都发生了密集的政策异动、实际操作、价值导向、格局塑造、趋势引导以及各种政治折冲。而在另外一层意义上，上述发生在全系列平台上种种变动，都被当局有意识地纳入了“舆论基础设施的转型”这一大的概念中，并且被放置在了“旧媒体与新媒体”的两分法上进行抑旧扬新式的运作。换言之，当局所理解的新媒体治理，既制造了冲突又容纳了矛盾。

　　问题由此诞生：2014年的政权在操作新闻舆论业上，尽管高奏凯歌，但它最终会胜利吗？2014年是否代表了这种政治操纵达到了最顶点、社会承受接近了最低谷？显然，如官员贪腐金额一再冲破公众预期那般，社会承受力也在官方媒体一次次的语言暴力中水涨船高。政权操纵没有达到最顶点，社会承受力也定然够不上最低谷。同样是《红旗文稿》搭建的平台，来自社科院院长王伟光严重误判内外大势的阶级斗争论，不仅未遭遇封杀，还获得了接连响应。在这一问题上，政权由操纵摇身一变为放纵，社会承受力怎能不跟着从低谷转入急速攀升模式？

　　也罢。当“国妖”和“叛徒”轮番出现在官方媒体报端时，拉回公众对旧时代记忆的同时，又何尝不是在汲汲渴求着政权的颔首应和？在这一点上，《红旗文稿》也未能摆脱桎梏。而类似的揣摩上意进而一味迎合的文章，是“屁股决定脑袋”的必然衍生物。怕只怕，在政权操纵下依然保持一抹青色的媒体，骨子里却也是“想当奴隶而不得的”的角色定位。到那时，红旗下的反党运动，发起者就不再仅仅是《红旗文稿》一家了。而那些被贴上反党罪名的意见领袖们，唯一出路是退出围绕政治议题的执拗，抑或直接闭嘴闷声发大财。　　(泉野 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