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窝银窝不如中国草窝 他拒绝留洋

　　【近日，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曹可凡携家族史新书《蠡园惊梦》做客凤凰网《非常道》。节目中，曹可凡谈家族史，“蒋介石曾住在我家”；聊民国八卦，“傅雷曾婚内‘出轨’”；称抗拒留洋，“金窝银窝不如中国草窝”。以下为凤凰娱乐《非常道》节目“曹可凡：江南旧事”文字实录之一。】

　　蒋介石曾住我家 受文革冲击家道中落

　　何东：你的先祖王梅生，为曾外祖（取名）叫王尧臣，弟弟叫王禹卿，其中各有一皇上。

　　曹可凡：对对对。

　　何东：而且这两个皇帝都跟水有关系，你们家在无锡做蠡园，（太湖之滨）就顺理成章了。

　　曹可凡：蒋宋说是四十年代曾经去蠡园住过一晚上，当时国民党他们面临的局势是非常严峻的，东北基本上就快挂了，华北也非常地吃紧。15、16号前几天李宗仁还跟他闹，因为48年的5月20号就是所谓总统的行宪，基本上前一段麻烦的事儿，相对来说落听了。所以，你就看这个，就很好玩，就去看那段时间，住在我们家的园子里，住在我们家老太爷的房子里头，这位蒋先生他心里想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挺有意思。

　　何东：据说，你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因为你奶奶，从小老给你讲到这个家族的故事。你奶奶当时都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在什么时间、周围是什么氛围给你讲这些故事的？

　　曹可凡：大家想象当中，她出生在一个望族的家庭里头的一个大小姐，自然一生应该是锦绣玉食，生活非常好。其实她一生过得非常不顺利。她出生的时候，其实我的曾外祖父刚刚还开始打拼的时候，所以那一段家里的生活就比较清苦，她又是长女，后来慢慢家里头情境好了之后，等于是跟我祖父认识，我祖父家里其实也是清寒之家，从一个小职员，就是一个账房先生，这么慢慢起来的，被我曾外祖父看中，等于是招赘，成为东床之婿。

　　旧时代的人就是会有旧时代的那种生活习惯，所以其实他在外面还有一个妾，然后他也成立一个家庭，其实当时这个事情是家里人基本上都不知道，慢慢地就变成我父亲他们兄弟姐妹慢慢知道，所以最后一个知道的是我祖母。到什么时候开始东窗事发呢？文化大革命，所有的这个点儿都给掀起来了，所以这种情况下，而且你过去住的房子都开始变得缩小，那个时候我的祖父就跟他的第二位夫人还有我的祖母，等于是要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这个对我祖母来说其实是一个莫大的刺激。当时因为家里已经被冲击了，原来我们这个上海的弄堂，从一层到四层都是我们家，可是那个时候就变成什么呢？我奶奶就住在二层的亭子间，朝北，终年不见阳光。那么我的祖父当然生活得也不怎么好，他住在四楼的一个亭子间，跟我的二奶奶住在一起。可是我祖母是一个特别特别善良的人，她一生当中的一个口头禅就是说，“任何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么，我父母又是双职工，因为我父亲是工程师，那时候都已经下工厂，我母亲在医院里头做护士。所以，每当他们值夜班的时候，我一个人住在四楼有点害怕，北风呼啸的时候，阴风怒吼，我特别害怕。我就披着一床被子，从四楼丁零当啷、丁零当啷就跑到二楼，就跟我祖母睡在一个铜床，就是老时候家里传下来的铜床，然后奶奶就跟我讲这些故事。

　　我抗拒留洋 金窝银窝不如中国草窝

　　何东：你最早想动手(写这本书)的时候，你告诉我是什么时候？

　　曹可凡：其实就是差不多二十年前，就95年，我那时候做一个节目叫《飞越太平洋》，就去美国采访。然后有一天就去了华盛顿，我去看我二叔跟二婶，我二叔就说：“我让我那小儿子今天晚上一块儿吃饭。”我的这个堂弟大概比我小两岁或者三岁，是一个内科大夫。因为我过去也是学医出身的，我叔叔就说了，你们俩都是学医的，可以有共同话题。然后就来了，俩人没见过，这一辈子没见过，头一回，打到了这个世界以后是头一回。然后一见面，俩人全乐了，长得倍儿像。我婶婶就“噗嗤”一下乐了。我说：“婶婶，你乐什么呢？”“说你们哥儿俩从没见过，不仅脸长得像，因为我的表弟也是胖胖的。你们俩走路的样子，晃来晃去的样子都有点儿像。”突然会觉得这个基因血脉是如此地强大。

　　当我们开始交谈，坐下来吃饭谈论的时候，你另外又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因为他是ABC（美籍华人），他不会说中文。所以，尽管我们有那么强的血脉基因，可是我们的交流必须要用外族的语言，我们必须要用英文来交流。你会觉得那种错位，特奇怪，那种感觉。

　　比如说美国、说中国的事儿，因为他也没有来过中国，到今天他也没来过中国，完了一说他就会说，Your country……my  country……，你的国家怎么样，我的国家怎么样。我听着就别扭，我说Daniel，我说My country is  also your country，我的国家不就是你的国家么。他说，No.You  are  Chinese，I  am  American。（我说）You  are  not  American，你不是美国人，You  are  just  American  citizens，你只是一个美国公民而已。我们俩就为这事儿较劲，我就想，同样一个家族的人，对这个家族，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认知，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家的元素在我们两家人家、在我们这两个人之间，它已经分崩离析了。没有一个共同可以把这个家的成员凝聚起来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家族史，就是这段历史。

　　何东：那我请问你，你在国外待的最长时间是多少？

　　曹可凡：我就那次在美国做采访待了一个半月，那是我待的时间最长的。我特别奇怪，我也不是不会英文，我也不是说不能吃洋饭，可是我在那儿就是……

　　何东：你告诉我什么感觉？

　　曹可凡：就是住不惯，你觉得那不是你的家，你觉得这就是一个没有根的地方。你还是，金窝银窝，你不如回家那个草窝。我在纽约见过一些民国时期的遗老遗少，他们依然保持着民国三四十年代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每周他们打几次麻将，这是他们生活当中具有仪式感的一个东西。你想着，我们中国人打麻将，说何东，我们今天打麻将，你就穿衬衣就来了，那不行，男的全是戴领结。女的呢就是年纪很大了，她有的都是有上百岁的，七八十岁是最年轻的，穿着非常漂亮的旗袍，一周三次还不能重样。三点钟去第五大道，然后到了那儿以后，喝一口茶，吃几个小点心，俩咸的，俩甜的，开始搓麻将，搓麻将搓到大概六点多的时候，有一个苏州籍贯的保姆给他们做上海菜，带有苏州口味的上海菜。弄完之后，继续搓麻将。都已经白内障了，什么也看不清了，这牌看得倍儿清楚，十点半结束。这是成为他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他们的祖辈都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你说到民国史，这些人的长辈是不能被忽略的。他们也很有钱，他们过的是非常好的生活。

　　何东：锦衣富食。

　　曹可凡：真是锦衣富食，可是呢，他们的内心会有一些灵魂的飘荡，他有一种浮萍的感觉，他们为什么维持这种生活？这是过去他们在中国大陆，这是过去他们在上海的那个生活状态。虽然他们身居纽约，他们希望能够把上海的生活状态能够恢复到那里。他们不是晚上吃西餐，他们就是晚上吃咸菜炒毛豆、红烧肉，那种就是他们对，其实通过吃表达对故乡的一种怀念。

　　所以我看张爱玲写这个吃，她那个时候在美国写这个鲜菜、这个米线，炒成这个红的，把大蒜的蒜瓣都染成粉红色，她就想象着小的时候，一个家里的佣人端着这个菜，穿过这个走廊，端到他们桌上。她是她晚年写的这些东西，那些东西她是离不开的，伴随她一辈子。那些女眷们，她们的生活就是旗袍和麻将，来表达他们对故土另外的一种怀念。所以，你发现很有意思，这些人死了之后是葬在同一个地方，纽约最棒的一个坟地，宋家的几个姐妹，Wellington?Koo，就是顾维钧先生，所有的那些人，他们都葬在那个地方。他们已经没有办法生前或者身后回到自己的故土，他们只能在那个地方，即便他们化为了骨灰，化为了尘埃，依然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在寂寞当中、在孤单当中寻求一种互相的取暖。你一熘过去，你看一个一个墓碑，就是一部民国史，宋子文，孔祥熙，宋美龄，顾维钧等等那些人全在那个地方，跟开大会似的，跟民国开大会似的。

　　何东：好，你讲了半天民国这个，你刚才说，我就想问你在国外待着，你是接触不到它的文化的深处呢，那种晃悠感，但是你表弟有吗？活到你表弟这一代，他有没有这种感觉？

　　曹可凡：他们在美国长大的人，他们就有对那片土地的归属感，那个根儿是接得住的，所以他们并不像我们那么有所谓的思乡之情，ABC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同样我们都可以用英语去思维、用英文来表达，可是我们的基本的逻辑，人生的逻辑是有一点不一样。所以那些人他们对自我的认定，他们就是美国人，因为美国本身就是移民社会，无论你是黄种人、白种人或者黑人，这都没关系，大家可以在一个公司里头和平地相处。所以这种情况跟你长大以后再去美国，那个就不一样。比如说美国本土的这种导演你跟后来李安这种读大学时候去的，他的想法就是不一样。李安导演总是有那种回到过去的那种感觉在，他的为人处事的方式还是儒家的传统。可是比如说黄哲伦那种，The Broadway写剧本的，黄哲伦那种就是从ABC那儿过来，他的想法和你后来成年之后再去美国的思维方式和逻辑的行为处事都是不同的。

　　我前半辈子最重要的事就是写家族史

　　何东：这几天就全副精力看你这书，想起三个人。如果再不做就来不及了，叶大鹰，家里是叶挺，都备不住跟你们家是同事，你知道吗，我一看这往上一够。现在在广东，他们家祖坟就为修一条破路给扒了，扒了以后老出车祸，这不是胡说八道，谁敢说风水真没有？把他们家的祖坟，一群，当地就几千人，呖呖啦啦就管，管不了。一个科长就为一条修路就把这个就，当时这家子支脉一直到明朝还在往前。英达他爷爷，你知道吗？《大公报》你知道吗？

　　曹可凡：英敛之。那时候英达跟我说，我印象太深了。我说你们家老太爷英敛之先生太厉害了！他说，没有，我们家老祖宗没干什么事儿。我说，什么叫没干什么事儿？他们一辈子不就干两件事么，办了一家报纸叫《大公报》，办了一个学校叫辅仁大学。我说，这还不够啊？说我们家老太爷就干两件事。多伟大，他爷爷英千里先生后来去台湾，白先勇先生就一直跟我说很多英千里先生的故事，现代人都不知道了，现在光知道英达了。

　　何东：是啊！还有活跃在编剧界的邹静之先生，我说，你写剧本累不？不累啊！我说，你东一拐，西一拐，出那些东西哪儿来的？你背吗？我不爱念书。那你是怎么知道？他和李安都是在江西，有那种缘的状态，他说：“我四叔，我四舅，在楼上一背，记一点呗，够使的了，呖呖啦啦到现在。”大家都知道邹静之，再往上你知道吗？

　　曹可凡：我现在刚过五十嘛，我觉得前半辈子我做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把这个书给弄成，比我主持多少节目都重要。

　　何东：其他都是屁事。

　　曹可凡：都是屁大点儿的事儿，这事儿对我一辈子都非常重要。所以，那天岩松问我说，你写完了什么感觉？我突然有一种如释重负，我觉得有二十年这个枷锁在我身上，好像凯歌拍《梅兰芳》弄一个纸枷锁，虽然他这个是杜撰的，我真觉得那个就是一个纸的枷锁，虽然没有那么物质上、物理上的分量，可是你觉得你被这个东西束缚。当我这个东西写成之后，把这个书拿到之后，（砖抛出来以后）对，我就特别轻松。

　　何东：接着我要跟你说什么呢，中国人打小儿都比较爱看传记。了解一个作家，咱们也都知道，传记往往比作品本身好看，传记有时候是别人写的，有的时候是他家人写的，不掩饰。小说往往要掩饰，但你我这个年纪吧，我比你大十岁，都是从国外的，《居里》啊这个传记等。写南非的白人变黑人，曼德拉你肯定知道，当时有一个辅佐他把国家这个变，有一个叫图图大主教的人，他写了一本书叫《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他特别中文序里写到，他到了南京、上海，聊日本侵略中国大家都不太知道，你知道吗，后来图图说我非常的遗憾，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历史的话，一个人没有历史的话，他就没有根据。活得没有来路，这个人。

　　何东：你出的书已经有好几本了，《蠡园惊梦》应该是最重要的一部了。

　　曹可凡：我觉得其他的都不算书。

　　何东：骗人的都是。

　　曹可凡：（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