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多数中国人 来生不愿意再做中国人

　　今天中国的“国病”何在？一言以蔽之：病在中国人没有安全感，病在中国人的焦虑之中。据民户网站在网上做的一个调查，题目是：“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投票结果是，在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一名投票者中，竟然有高达65％称来生不愿意再做中国人！选择来世再做中国人的只约有35％！所以有这样的结果，根本原因就在于在中国做人，普遍缺乏安全感。教育家信力建发文讲述为什么中国人普遍缺乏安全感呢？

　　“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投票结果是，在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一名投票者中，竟然有高达65％称来生不愿意再做中国人！

　　按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一文中提出的人来需求理论，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其中“生理需求”，基本上属于动物性需求，不具人的特殊性；而“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则是形而上的需求，所以，作为人最核心的需求实际上只有一个，就是“安全需求”。然而，就是这样的需求中国人面前最成问题。

　　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不安全感普遍增强，不仅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就连生活在社会最上层的1%的权力精英和4%的经济精英，都感到了危机；处于社会中层12%的中产阶级，是目前安全感指数相对较高的阶层。中国各阶层的危机感具体表现为掌握权力的权力精英对社会成员自由言论、集会、结社的控制，即对自身拥有的权力的不安全感；大量贪官携款外逃和私有企业主向国外转移财产，即对自身拥有的巨额财产的不安全感。仅《人民日报》公布，近年来中国贪官600多人卷款50亿外逃，实际的数字远不止这些，保守估计，90年代以来，中国外逃贪官和现正打算外逃的贪官约2,000人，加上已经拿到外国绿卡的中国官员和经济精英的子女亲戚等，共卷款1万5千亿。中国高层生活状态尚且如此，处于中国社会底层的平民特别是下岗工人和农民，不安全感则来自最基本的生存威胁。在医疗、住房和教育改革后，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阶层的不安全感显著增加。精英的不安全感来自未经认同的权力和巨额不合法财产，平民的不安全感则来自教育与生存。相比之下，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诉求则简单得多，主要来自日常生活的住行等生活安全，如担心偷盗，抢劫，飞机出事等。安全指数是一个社会的稳定指数，不安全感容易产生攻击性。如果一个社会的某个阶层安全感普遍下降，这个阶层的暴民数量就会明显增多。安全感的普遍溃乏，以及安全感引发的攻击性，容易引发一个社会的变革危机。目前的一些突发性事件，多是“能量聚集型”；但如果“能量聚集型”事件得不到解决，就会发展为“放大型”社会事件，导致如印度尼西亚之类的暴乱。

　　还有一个数字也能说明中国人普遍存在危机感的问题。中国三大门户网站之一的网易旗下的网易文化曾在网上开始了一项较为敏感的调查，题目是：“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投票结果是，在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一名投票者中，竟然有高达65％称来生不愿意再做中国人！选择来世再做中国人的只约有35％！所以有这样的结果，根本原因就在于在中国做人，普遍缺乏安全感。

　　中国人的不安全感来自资源分布以及分配的不均匀。首先,落后地区的不安全感来自资源的分布不均匀，体现在地区间东南沿海和内陆地区。民族冲突问题，甚至某些群体性事件根本在于争夺资源的问题上。新疆西藏等西部地区，蕴藏着大量的矿产资源。如果这些优势没有为自己所用变成当地的财富，反而大量被发达地区开采利用。当地人民会担忧一旦资源耗尽，他们还剩下什么？如果留下的是差距更大的贫穷、落后以及一大堆污染问题，当地的人们自然会感觉不安全。这是可以理解的。其次，农民的不安全感来自城乡资源分布不均。城市占有大量的人才、工业、市场。农村有大量的土地资源以及原料。如果城市化进程要以牺牲农民的土地为代价，让农村变成城市，让农民变为游离在城市边沿的市民。农民除了土地一无所有，最后连土地也丧失，赔了农村的土地买不起城市的房，安全感从何而来？毕竟城市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合理的分配让中国人缺乏安全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最终的目标，公有制为主体，出发点上是好的，确实在国家大型的建设项目上有很大作用。但是，久而久之我们发现，在公有制这一土壤上滋生出少数固定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抱成一团，自成“先富者”，形成安全地带。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公有制的实质在于让每个中国人在所有制上有主人翁的地位，如果在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环节出现问题，后面无论产品如何分配怎样调整去体现社会公平都只是治标不治本。

　　从历史上看，这种不安全感来自建国后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从建国到毛泽东逝世的26年中，全国性的运动计有70多次（地方一级的运动则要多十倍）。政治运动在中国人生活中投下的浓厚的阴影，大家都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恐惧之中，哪里来的安全感？现在流行的广场大妈舞，实际上就是这种恐惧感具体而微的表现。从数岁上看，现在五、六十多岁的广场大妈们，文革时期正是她们少年儿童时代，按弗洛伊德的说法，此时期建立起来的崇敬与禁忌，将影响她们一生——可以断言：她们所以热衷“广场舞”除了健身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她们在利用这样的舞蹈形式寻求一种安全感：比如高音喇叭传出的激昂音乐，可以让她们觉得自己还属于某种势力，没有被排除在外；而集体的狂舞更能让她们找到一种归宿，一种安全。换言之，这些大妈所以热衷于广场舞，就是为了找回在她们儿童少年曾经为之热血沸腾的“激情燃烧岁月”，或者说是对文革那种大轰大闹，在伟大领袖指引下将自己意志强加于他人头上的火红时代的追忆。

　　从现实看，中国人的不安全感来自市场与计划并行存在的双轨体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的是计划为主，市场经济为辅。两条线并行，实践证明作用是巨大的。如果在计划和市场中间有一条明确的界限，那么计划和市场不产生交集。在体现广大群众的利益方面的领域绝对的计划，医疗、教育、社保等会更有改观。人们的生老病死还有一定的依托。改革，是有选择性的，有侧重的，分领域的；倘若计划和市场产生交集，钱权的阴暗角落会很容易滋生。因为掌握一部分权力就意味着对资源有分配权，那么人性能否经得住金钱的诱惑，要付出代价的。当老百姓看到官员们家财无限富可敌国，而自己却连基本的养老、治病与小孩的教育都无从保障之时，又怎么可能产生安全感？今天的中国人不仅对现实没有安全感，对未来更没信心。不知道社会以后会怎么样，因此也就不知道自己究竟该怎么过日子。中国现在有非常多的人，程度不同地处在这种状态里，即便按照流行风气鼓励的那样，天天对自己说：管他呢，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他实际上还是心里不踏实，许多事情都不敢深想：这样的人一多，群体的焦虑就出现了。那些有钱有权的人，可以逃到外国去，实际上许多人已经将子女送出去了，但普通老百姓没办法，只能生活在这个不知道明天后天大后天会怎么样的中国的现实中。朝野上下，如此大面积地丧失对未来的确信，没有方向，不知道国家应该往哪里走，这种情况，辛亥以来好像是第一次吧。

　　中国社会目前正面临解放以来继土地改革和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三次重大社会变革。社会分层已经相对稳定和明晰。社会上层精英对社会下层平民的强排斥性钢化。社会下层进入社会上层的通道变窄，变迁成本加大。在整个社会变革的社会转型与变迁中，中国民众普遍感到失衡，民众的不安全感增强。社会结构缺乏普遍的认同。社会各阶层对社会各种现象和执政党的执政以及对自身所处的社会认同和对他人的认同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离。这种偏离激化了改革开放不公所带来的种种矛盾。这种矛盾不再是简单的人民内部矛盾，具有敌我矛盾性质。潜在的革命已经在人们的心底产生。中国如果不及时改变这种能量聚集式的潜在革命危机，中国社会二千多年来的暴力革命与专制回归的历史宿命将再一次重演。最初的革命发生的人们的心底，仇恨的种子正在萌芽，随着中国社会基尼系数的进一步增长，即使中国的经济改革进一步取得成功，如果民众从未来经济改革中获利不多或者说甚至继续受损，中国民众改革开放几十年的不满情绪一旦如火山般爆发，能量将无法预计。中国社会将发生一次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暴力革命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愿意再见的历史事件，潜在的革命经已产生，亦可化解在萌芽状态。

　　有鉴于此，今天真正能顺乎民心把握潮流的领导人，当务之急就是增强中国人安全感。如何增强？只能是法治。用习近平的话来说就是“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各级领导干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如此，中国人身上渐行渐远的安全感自不难魂兮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