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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做一次白纸
妳是张白纸,欢迎来非洲,来染上我们真正的颜色。
面试迦纳计划的两个礼拜后,我在信箱里发现了一封录取信。「恭喜妳,在众人中获选成为十五位计划参与者之一。
妳是张白纸,欢迎来非洲,来染上我们真正的颜色。」
就仗著那句话,我放弃了原本去中国和法国的机会,说服了电话另一端焦虑的爸妈,决定踏上非洲大陆,勇敢做一次白纸。
到非洲的第一天,我只记得很认真的不断点头想著:「对,非洲就是这样,跟我从小在联合国或世界展望会的手册上看到的照片很像,很穷、很脏、很落后。」甚至,当下我还煞有介事的跟自己说:「我一定要加油,我一定可以撑下去!」
殊不知,真正贫穷的、落后的,是我自己...
我的孩子
我在非洲的主要工作便是在走路五分钟以外的小学当两个月的三年级助理导师。我的教室非常简陋,全部都是用泥土砌成的,没有电灯也没有门,黑板也不过是一块木板,上面涂了黑色的油漆。我的孩子们,只有一半有笔。开始上课的第一件事,是将学长姊留下来的笔记本擦干净,重新使用,每一张纸几乎一碰即碎。虽是三年级,但因为当地是渔村,每逢需要帮忙捕鱼或是下雨,很多人便不能来上课,所以学生年纪从九岁到十六岁都有。
每个孩子的制服,几乎都是去捐衣中心抢来的。上第一堂课时,我看见一个男孩大热天的却穿著一件皮夹克,拉链拉得紧紧的,热到脸红通通的,快要中暑。我急著叫他把外套脱下,但是他打死不从。后来,我才知道他没有在捐衣处抢到制服。那件皮夹克是他唯一的战利品,所以一年四季,他都只能穿著它,否则,便衣不蔽体。
虽然环境的挑战重重,但是我一踏进教室,还是被一个又一个热情的小身躯扑倒在地上。「老师,老师妳从哪里来?」「老师,我们等外国老师好久了!」「老师,妳有没有男朋友?」「老师!妳可以教我们多久?」「老师!……」却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孩子吸引了我的目光。从我走进教室开始,她始终头趴在桌上,执著的睡著她的大头觉。上第一堂课时,我请她身旁的男同学摇她起床,没想到她一被叫醒就作势要K那个男生一拳。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名字叫做 Mary,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老师赏过脸。甚至有其他老师跟我说:「她很可怕,我们都被她K过,妳还是不要惹她吧!」
虽然大家都束手无策,但我却固执的觉得,忽略她,太便宜她了。所以,每天早上进教室,我坚持要跟 Mary 说:“Hello Mary, how are you?” 但是她始终无动于衷。“Hello Mary”、“Hello Mary”,我这样说了三个礼拜,一点用都没有。到第四个礼拜,我说 “Hello Mary, how are you?” 她竟然抬起头说:「我不好。」我好紧张,问说,妳怎么了?为什么不好?她又转头回去继续睡觉。
“Hello Mary”、“Hello Mary”,又说了一个礼拜,第五个礼拜她忽然又抬起头说:「我不好,我妈妈打我。」然后任我怎么追问,她又不再理我。“Hello Mary”、“Hello Mary”,再说了一个礼拜。到第六个礼拜,她抬起头说:「我不好,我妈妈打我,我姊姊也打我。」接著,我就再也没听她说过话了。
在那当下,我并没有因为她终于跟我说话而感到开心,相反的,我感到极度的无助。我不知道怎么帮这个孩子;我们的学校,连电灯都没有,更别提辅导室……没有其他老师愿意帮我,而我只是一个人,没有办法不顾安全的来到她家……该怎么办呢?
我唯一能做的,是持续著每一天问她好不好。
偶尔,我会尝试把她留下来写作业,或是在下课时和她聊聊天,但通常,她也都不领情。我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失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是个失败的老师。在烦恼 Mary 的同时,我还面临了许多新手老师所会面临的挑战。比方说,孩子们对于学数学和英文一点动力也没有,「反正我长大还不是去捕鱼,有什么用?」他们会说。又比方说,当我在讲台上解释完一个概念,问孩子们懂不懂,他们都很有活力的回答:「有!」,但是真正考试完,才发现一半以上的孩子完全无法理解。再比方说,孩子们年纪差距实在太大,程度当然也相差非常多,程度落后的学生很多连识字都有问题,却又好面子,既然不懂,便开始闹其他的同学。另外,许多孩子的家庭都有酗酒或是暴力的问题,上课时,许多孩子处理冲突的方式就是有样学样、大打出手。而学校不仅没有所谓的辅导室,更会直接叫他们别来上学了。不服我的时候,孩子们便开始说方言,任我鸭在听雷。除了这些难题,当然更别提没有足够的笔、纸,该怎么给孩子出作业或评量了。
我记得,站在讲台上面对一屋子闹烘烘的孩子,手上有教不完的进度和一个个零分的小考成绩,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接近崩溃的无助。咬紧牙,我这菜鸟老师也只能从想得到的小改变开始做起。首先,我逼自己熟记孩子们的名字,而且将这些名字都用在数学和英文的范例中。每讲到例题,就好像是小小点名一次,而且让名字被使用到的孩子上台,写出老师刚刚讲的范例。除了让每个孩子都有上台的机会,数学问题好像也变得与他相关,让缺少笔,不能常写字的孩子们有练习写的机会。
接著,我开始尝试和最吵闹、最不喜欢听老师说话的那群孩子对话。既然他们不想跟老师说话,于是我决定拿出我的数位相机。孩子们几乎从来没看过相机,所以迫不及待的想要对相机说话。我拿著相机,花了一节课的时间,让每个孩子都有和相机说话、被录影的时间。我请他们准备短短的自我介绍,最后还得向相机先生回答一个问题:「你的梦想是什么?」孩子们兴奋得不得了,因为看著彼此录影而目不转睛,整间教室不用我大吼大叫,便学到了耐心,也安静了下来。「我的名字叫伊曼纽尔,今年十岁,我想当个足球选手。」「我的名字叫伊莎贝拉,我……我想要当一个明星。」「我的名字叫做福雷得,我想要当一个兵!」……每听到一个答案,全部的小朋友都会开心地拍手。
相机巡回了一圈,我也去每个孩子的心房拜访了一周。
保有一颗单纯在乎的心
过没多久,我两个月的任期也到了。教学最后一天,我找到村中唯一的列印机,用废纸印出了每个孩子在我相机里的影像,一张张剪下来。我想,那或许是我唯一能留给他们的一点点礼物。来到教室,我跟孩子们说,我想要和他们一个个说再见,然后很快的做了一些号码牌,让每个孩子抽一个。
孩子们正要兴奋的彼此分享,我伸出手指头说:「嘘,这是我和你的秘密喔,除非老师叫到你的号码,不然不要跟别人说喔!」可爱的小朋友赶紧将号码牌藏到袖子里或压到屁股底下,引颈期待著自己的号码被叫到。
或许因为知道是老师的最后一天,所以平常不天天上课的同学全数到齐,一整间教室坐满了四十几位学生。为了让我和每个同学都能单独说上话,我搬了张桌子到教室外,请每个轮到的同学来到外面。和每个孩子,我大概只有不到两分钟的道别时间。我将照片递给他们,对许多孩子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拥有一张自己的照片。然后,我只是一次次的重复著:「孩子,你很特别,老师虽然要走了,但是要记得,你很特别,上帝祝福你……」有的孩子点点头,有更多的孩子红了眼眶,还有几个孩子,抱著我求我不要叫下一个号码。而我,早就泪眼婆娑,毫无羞耻心了。
终于,我说完了再见,回到教室,和我的孩子们最后一次拥抱。车子已经在外面,等著要载我去机场。我开始穿过操场、走向巴士。忽然,我听到后面「答答答」的跑步声,我转头看,发现那总在睡觉的 Mary 追在我后面。我吓了一跳,以为她想揍我,但是我实在跑得太慢,终究被她追上了。当然,
那天下雨,地上都是泥土,而我们都穿凉鞋,所以脚上满是泥泞。当 Mary 追上我,她一句话也没说,蹲下来,用她的小手,一次一次的把我脚上的泥土拨干净,然后又站起来,「答答答」的朝教室跑回去。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 Mary。看著她跑回去的背影,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单纯的「妳好吗?」,竟然可以是改变的契机。我又问自己,如果,我能够为她留下来呢?这个孩子的故事是否会不一样?
坐上巴士,我听著身旁和我同样教学两个月的同学七嘴八舌发表他们的感言:「天啊,终于结束了,总觉得我上课好像是动物园里的猴子在耍戏,都没有人在认真听!」「真不知道这些小孩子怎么可以学得这么慢……同样的概念讲了不知道多少次,从来都听不懂!」忽然间,我有些困惑。我记得,在我离开教室前,负责带我们的教授特别跟我说:「好奇怪,明明英文不是妳的母语,却只有妳的学生愿意听妳说话!」我问自己,我和我的美国同学有什么不同?他们绝顶聪明,而且大多都十分认真备课,甚至有修教育学程的。唯一的差别,或许只有那一份稍微钻牛角尖、总是放不下孩子的「愿意」。
真的吗?一份单纯的在乎,可以超越语言的隔阂,让一个菜鸟老师带出改变吗?真的吗?如果说,我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一棵大树,那么这一切的幼苗,就起自于五年前的这个问号。文/刘安婷
《出走,是为了回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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