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带娃逃离加拿大：搬到瑞典后 每天像在度假

祈晴娃娃

从多伦多到瑞典小镇，一场被房租与生活倒逼的跨国迁徙。她放弃熟悉的一切，在极昼与极光中重新安家，却在女儿流利的瑞典语里，遇见最意外的成长与挑战。
2015年，我在牛津求学时遇见了我的丈夫Per。当时我在读英语硕士，他则攻读哲学、政治与经济学专业。
我立刻就和这位聪明又善良的瑞典人产生了共鸣，但我们并没有马上在一起：我在出生地多伦多有一位交往多年的男友。直到2018年，在一场牛津校友聚会上，我们两人都恢复单身，才从朋友变成了恋人。
我在多伦多期间，我们谈了一年多的异地恋，之后他于2020年1月从斯德哥尔摩搬来这里。同年2月，我们结婚了——刚好在疫情之前，他在瑞典的家人也来得及参加婚礼。当时Per通过斯德哥尔摩地区的一所大学在线完成硕士论文，我则在多伦多大学担任写作讲师。他从瑞典政府领取的学生津贴，加上我每月的工资，并不算宽裕，但我们还是以每月1675加元(另付电费)的价格，在Woodbine Corridor的Coxwell和Gerrard路口租下了一栋低层建筑里的一居室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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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没有空调，也没有阳台，所以在多伦多闷热潮湿的封城夏天里一直待在家里，日子并不好过。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心存感激：新冠疫情来袭时，我们已经结婚，而且同在大西洋的一侧。
到圣诞节时，我怀孕了，Per也在多伦多一家非营利咨询机构找到了一份远程工作。我们俩都在客厅办公，电脑面对面摆放。但我的工作需要整天对着镜头和学生交流，这样的环境并不理想。
我们算了算预算，觉得可以负担更大的房子，于是开始找房。
2021年4月，我们在东约克租下一栋战后建成的平房，每月租金2700加元，水电费约350加元。这里离我十几岁时住过的房子只有几条街。
我也很喜欢推着刚出生的女儿去Taylor Creek Park散步，我小时候就是在那里和哥哥们一起骑车长大的。
起初，我和Per在那里过得很开心。
这是一栋独立屋，带小院子和露台，我们很喜欢这里的社区氛围。一大好处是我妈妈住得很近。但生活成本不断上涨，我们的工资却跟不上，尤其是在有了女儿之后。每次戴口罩去商店，都感觉尿布和婴儿食品又涨价了。我们还担心被房东赶出去。房东人很好，但这套房子她曾和孩子一起住了十多年，才租给我们。只要她想把房子收回去给家人住，我们就得搬走。更糟的是，到2022年，多伦多的房租暴涨，如果不租一间小得离谱的房子，我们根本在这座城市待不下去。我们觉得，也许是时候离开了。
我们一直聊过搬到瑞典生活的可能，而此刻，这个想法变得真切起来。
Per来自Ume?，一座宁静的大学城，有13万人口，位于斯德哥尔摩以北约500公里处，坐火车很方便到达。这里的当地人生活松弛，文化氛围浓厚。最重要的是，房价更亲民。如果搬过去，我们就能拥有一套稳定的公寓，还能靠近一方家人。
2022年夏天，女儿九个月大时，我们前往Ume?探望Per的父母，也顺便看看在这里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走出机场，我不敢相信这里的空气如此清新。
我和Per恋爱时来过这里，但这是我第一次以准居民、以母亲的身份来到这里。尽管七月阴冷多雨，我还是转头对Per说：“我们必须搬来这里。”他笑了。我知道，他想念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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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移居瑞典并非易事。
2015年难民危机后，欧洲收紧了边境政策，所以即便我嫁给了瑞典公民，也要等我的申请获批才能移民。我们10月提交申请，整整一年杳无音信，之后我接到通知，去渥太华的瑞典大使馆参加面试。2023年11月，我获得了瑞典合法居留许可。
我们打算一结束学年就搬家。休完八个月产假后，我回到了多伦多大学的工作岗位。Per比我早几个月辞职，全职照顾我们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同时为这场跨大西洋的搬家做准备。
我和Per一直在网上浏览Ume?的出租房，这时，离公婆家只有一条街的一套理想公寓挂牌出售了。这是一栋砖混结构的合作式低层建筑顶层的拐角户型(有点像合作公寓，但单元为私人所有)，位于两条小街的交叉口。
这对我们来说两全其美：既能控制开支，又能拥有自己的居住空间。这套公寓有三间卧室，一个宽敞的传统瑞典式厨房，配有长长的不锈钢台面，大客厅落地窗，还有一个阳台，能望见树木和一所充满活力的小学操场。每月房贷加利息和水电费总共1700加元——大约是我们在多伦多房租的一半。Per的父母主动提出支付首付，并作为共同产权人，直到我们有能力把他们的份额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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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着六小时时差，我们紧张地等了好几天，才知道报价是否被接受。另有一位买家出价更高，但房产中介认为我们是更稳妥的选择，卖家最终接受了我们的报价。我正在上课时，婆婆发来消息：手机弹出信息的那一刻，我差点高兴得叫出声。2024年5月，我们在皮尔逊机场和我妈妈道别。降落在Ume?时，Per的父母已经在那里等候。几天后，我们就在宜家挑选新床。
最初几个月，感觉就像在斯堪的纳维亚度假。我们刚好赶上庆祝仲夏节，在瑞典，这个节日的重要程度几乎堪比圣诞节。由于地处极北，Ume?在这段时间几乎全天白昼。
在经历了多年闷热、空气污浊的多伦多夏天后，这里清新的空气堪称奢侈。我们整个夏天都尽情享受户外时光：骑车去附近的湖里游泳，去市中心河畔公园野餐。
女儿也适应了这里。她之前通过探望和视频通话认识了瑞典的祖父母，现在能多和他们相处，她非常开心。不过，她也经历过一些艰难时刻。Per从她出生起就用瑞典语和她交流，所以她完全听得懂，但开口说话时还是习惯用英语。因此，当她和楼里或操场上的孩子交流时，他们只会盯着她，然后走开。不过上了几周幼儿园后，她的瑞典语就说得很好了，接着开始在家也说瑞典语。
这时，问题就出在我的瑞典语上了。
我报名参加了零基础瑞典语课程，本想着暂时靠英语也能应付，毕竟大多数瑞典人英语都很好。可现在，学习变得迫在眉睫：我必须听懂自己的孩子在说什么。
学习瑞典语有18个元音，其中很多在英语里没有对应发音。我在第一年里最难熬的，是感觉错过了女儿成长中的很多关键瞬间。我学得很努力，但40岁的大脑在学新语言这件事上，根本比不上3岁孩子。
Ume?的冬天也比我预想的更严酷——不是因为黑夜，我反而觉得黑夜温馨又宁静，而是令我惊讶的是，瑞典北部的人竟然不铲雪、也不在人行道上撒盐。他们对这种天气毫不在意。而我却不停地滑倒，拼命想避免摔断髋骨。
我们所在的城市与Iqaluit处于同一纬度。这里很少炎热，冬天几乎没有太阳：上午九十点才在地平线上升起，中午左右就开始下落，下午一两点就彻底消失。但我很喜欢这样的冬天。这个冬天，我不止一次裹着羊毛毯，在阳台上看极光。我喜欢安静的街道，自行车比汽车还多;喜欢明亮的仲夏夜晚。
这里的整体氛围非常宁静，我常常觉得自己住在安省的度假小屋区，不同的是，我沿着河边骑车10分钟就能到达市中心，那里有咖啡馆、酒吧，还有一座俯瞰河流的世界级当代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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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会想念多伦多——想念它的多元、活力，当然还有我的家人。不过我爸爸妈妈已经来探望过我们，他们也很会通过视频通话逗我女儿开心。我的一个哥哥去年夏天也来了，我们带着他、他妻子和我的小侄女们逛遍了Ume?，玩得很开心。
我和Per最想念多伦多的，大概是这里的饮食文化。瑞典的多元程度差远了（尽管正在变好），所以我总会忍不住想念点心、越南河粉，或是多伦多韩国城满满一桌子的韩式小菜。我也想念安省的农产品。这里能种植的东西不多，大多数水果都是从南欧未成熟时进口的。Ume?超市里的桃子，就算在八月旺季也难以下咽。
但每当我因为这些又硬又没味道的水果感到沮丧时，我就会打开窗户。一阵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提醒我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然后我出门，步行五分钟去接我四岁的女儿放学。我总能在学校森林里她最喜欢的角落找到她，她在假装自己住在树上。冬天去接她时，有时会看见她和朋友们一起从雪坡上滑下来。走路的时候，我会练习元音发音。现在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我的孩子有了一门新的最爱语言——而它，不是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