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加拿大孩子敢骂姥姥：送孩子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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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访谈《我们的移民故事》之八：
        心安处，即是家，余莉的故事
        余莉，大学外语系毕业，做过大学老师，电台英语主播，1998年9月移民加拿大，翌年在加拿大广播学院学习英语播音、配音等课程并获得播音专业证书。期间在外贸公司，多伦多多元文化电视台CFMT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她重新回到学校学习传播学并取得硕士学位。2004年年底回国，现居北京，任知名英语杂志《英语沙龙》编委会主任，还开设了自己的针对中小学生英语阅读与写作教学工作室。余莉在温哥华有自己的住所，她说退休后她还是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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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余莉很早就认识。
        我们在同一所大学读书，她小我两届，她读外语我读中文，我们算是同学，后来我们又在同一所音乐学院当老师，她在基础部教英语，我在师范系教教育学，我们算是同事，再后来她去了电台成了英语主播，我去了报社做了纸媒编辑，我们算是同行。再再后来我们都是以编辑的身份递交申请并成功移民加拿大，我们算是同路人。
        余莉的英语非常好，你闭上眼睛听她朗读一段英语文章几乎听不出来那是一个“外国人”在用“外语”朗读，整个就是一母语为英语的播音员在朗读。《英语沙龙》杂志的的音频朗读者男声是一个加拿大白人，女声就是加拿大华人余莉。
       

        1986年大学毕业后余莉被分配到一所中专学校当英语老师，1991年调到沈阳音乐学院在外语教研室从事外语教学工作，这期间也在电视台帮忙做些译制片的翻译工作，同时还兼职在一些教育机构教英语口语课。她的一个学生的家长是某电台的台长，他发现余莉的音质很好，英语发音标准，就问她想不想去电台工作。
        那时正是电台直播节目大热的年代，那家电台正好需要一名英语节目的主播，于是她就去应聘了。虽说是台长推荐，但招聘的决定权在某大学外语系的教授们手里。笔试，教授们瞪着眼睛看，录音，教授们闭着眼睛听，最后一致拍板：就是她了！
        余莉被录用了，她兴奋了很长时间。余莉说播音是她儿时的一个梦，她说17岁那年经学校推荐她参加了“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招生考试，初试复试都过了，但政审时被拿了下来，因为父亲的家庭出身不好，爷爷是个资本家。资本家这个词现在听起来颇有些令人羡慕，可在那个年代资本家就是反动派的代名词，是要批倒批臭的，还要踏上一万只脚让他们甚至他们的后代永世不得翻身的。
        我问余莉：你那么喜欢这个职业，把它当成一个梦想，梦想成真了，从物质上来说当时电台的待遇不错，从精神上来说那会儿的直播形式也轻松愉快，怎么就想起来要移民了呢？
        余莉说她上大学那会儿就有过将来要出国读书的想法，因为学的是外国语言，外国文化，当然想有机会能出去看看。还有，所谓的梦想成真过后就是实实在在的工作。起初还有些新鲜，还有些挑战，时间久了，业务熟了，工作期间轻松愉快，工作之余吃吃喝喝，内心深处反倒有种危机感，总想着应该再学些新的东西，不能这样下去。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家移民公司搞了一次移民推介讲座，余莉也去了，听着也动心了，当场就把自己的情况跟公司说了，让他们看看自己的条件是否可以移民。
        工作人员说NO，余莉不死心直接问洋老板，洋老板仔细查看了有关移民要求的材料后说YES。于是余莉就开始办了，但她没找那家公司而是托朋友直接找了一家加拿大本地的移民公司，她说在加拿大办理移民收费要便宜很多。
        1998年9月，余莉独自一人到达多伦多，她来的身份是移民，来的目的却是留学，由于没赶上秋季入学季，所以几个月的时间她只是东转转西转转，就是为了解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很多人不理解她为什么不急着打工，她说反正她是来读书的，也有些积蓄，并且迟早要熟悉这里的风土人情，还不如趁着刚来没什么事儿多了解了解。
        她说她那时走在街上，见店铺就进，见人就打招呼，很快地她对这个城市有了初步的印象，也把在国内所学的中式英语转化成了加拿大英语。1998年年底余莉回国，如果说她这次独自一人来加算是短登打前站的话，那么接下来丈夫跟单位请好了假，家里的事情也安顿好了，两人应该算是正式移民加拿大了。
        1999年1 月，余莉在加拿大广播学院学习播音，很多人还是不理解，因为大多数新移民都会选一个容易找工作的专业来学习，而余莉学播音只是因为她喜欢。毕业后余莉没有找到相应的工作，便去了一个朋友的朋友开的外贸公司上班，接接电话，记记账，工作轻松，收入也不错。
        但她还是想继续学习，学些什么呢？对于绝大多数新移民来说会计、电脑、编程、网页设计等都是将来找工作的热门专业，可余莉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传播学。传播学涉及许多公共关系的内容，仅靠死读书是学不来的，所以余莉在学习期间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她曾帮着新民主党市长候选人参加多伦多市长竞选（主要帮助候选人写中文竞选稿子，参与宣传策划，翻译有关竞选材料，争取华人社区支持），在互联网刚刚火起来的那几年余莉还和几个美国朋友注册了一个中文网站，她负责新闻版面。
        回国前余莉一直在一家公关公司工作，这期间她有了孩子，与很多国内的人希望把孩子尽早地送出去让他们在国外接受教育相反余莉却选择带着孩子回了国。
        她曾写过一篇题为《我为何从加拿大带孩子回国就读》的文章发表在《中国妇女报》上，当时在海内外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和争议。
        文章提到：“在加拿大时，曾遇到的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我的一个女性朋友，二十几岁就随老公陪读到加拿大，先后生了两个孩子，孩子生长在加拿大，期间回国也就是短暂停留，对中国和自己的姥姥姥爷没什么印象。朋友的妈妈偶而去加拿大探亲，偶尔也会帮助女儿照看两个孩子，看到他们有什么做的不妥的地方也像所有的中国姥姥一样责备或批评一下。
        可小孩子却不以为然，眼睛翻了翻，不满地嘟囔着不要这个”Old Chinese lady“(中国老太太)来管。我在一旁，看在眼里，心里有些凄凉。孩子没有和这个本是有着深深的血缘关系的亲人一起生活过，自然感情淡漠，更可悲的是孩子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也少了感受更多的爱的机会。“
        “ 让孩子在亲人中间长大，让孩子从小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余莉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
        余莉选择回国除了孩子的考虑，也有对父母的牵挂。2002年余莉回国老爸送行时老泪纵横的画面让她难忘，老爸的一句：“见一次少一次”的话语都深深地装在了她的心里。
        2004年年底，余莉全家回国，先是去了上海，后又到了北京。去上海是因为丈夫在复旦大学的建筑设计院找到了工作，去北京则是因为那时父母已随弟弟在北京定居。随后丈夫便从复旦大学到了北京大学，还是在建筑设计院工作。
        由于孩子小，余莉希望有一个弹性的工作，可以兼顾到孩子，于是她和朋友成立了一家文化公司，为企业做电视晚会和专题节目，她本人也承担英语专题片的配音工作。后来她又以制片人的身份为驻京的一家美国电视台工作，做些中国文化类的英文节目在美国播出。随着孩子渐渐长大，英语教育提到议事日程。
        为了给孩子找一个合适的英语班，余莉便在北京四处听课考察英语机构的教学，曾经做过多年英语教师和新闻 主播的她对英语教学有着与当时许多教育机构不同的理解。最后在身边同事和家长的怂恿下，决定自己租教室开班授课。她研究了不同的英语原版教材，借鉴英语为母语的儿童英语教学方式并结合中国孩子的学习状况编选教材，自己亲自上课。
        她的学生由最初的几个到后来几十个，现在全国很多英语大赛的领奖台上都少不了她的学生的身影。余莉也被新浪网等北京其它几家媒体联合推荐授予“京城魅力教师”的称号。几年前老牌的英语杂志《英语沙龙》和美国合作，他们聘请余莉做编委会主任。余莉提出增加英语原版阅读的想法，她认为很多英语文章是无法准确地翻译成汉语的，常年的英译汉的教学方式教出来的英语难免有中式英语的缺憾。改版后的《英语沙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英语爱好者。
        余莉十分满意目前的生活状态，每天忙着自己喜欢的工作，闲暇时参加些社会活动，会朋友，陪家人。最近她正在积极筹备线上教学以满足更多的希望上她的课的家长和孩子的学习愿望。余莉说，移民的身份，其实就是给你多了一种安排生活和工作的可能性，无论居住证哪里，只要喜欢，并享受自己做的事情就好，心安处，即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