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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科”学和欧美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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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27 10:00: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留洋派(Creader.com)专栏作者刘云枫:科学产自欧洲,来自日本。即:作为现代文明两大基石之一的科学思想(另一块基石是民主),根源在西方;“科学”一词,却是由日语转译而来。中日一水之隔,日本又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圈之“中流砥柱”,可是,对“科”之理解,却大异其质。原因是,日本历史上,没有科举制度。日本人,也不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之奥秘。
  说中国读书人是书呆子,乃大错特错。实际上,古代读书人,都很实际。他们知道,书读好了,一切应有尽有。在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学者,都是贪财好色之徒,并不为过。可是,道学家们,却一再宣称什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可笑。
  “科”的本意,也很人性,决不搞什么“高大全”,也不来什么不食人间烟火。
  “科”者,一“斗”“禾”,口粮是也;不过,“科”决不仅限于口粮,否则,人们都种地去了。“科”的实惠还包括:受人尊重、免受小民百姓一样的惩罚以及税收方面的优惠。
  “科”甲——即使最低级的生员,也享有小老百姓没有的特权,中了举人和进士的高级“知识分子”,就更不必说了。科甲科甲,“科”,就是一件“刀枪不入”的铠甲。据梁仲礼先生所撰《中国绅士研究》P28页所写:道光元年(1821年),河南一知县对某一生员用刑,击手掌20下,结果生员聚众大闹公庭,将顶戴置于地下,弃考官于不顾,扬长而去。
  这种行为,草民百姓岂敢。即使在今天,也算大无畏了。
  科举——有了功名的人,被社会“举”起来了,都是“人上人”,是受人尊敬的。为了显示其地位和荣耀,平民百姓称所有官吏为“大老爷”;称没有官衔的举人、贡生和秀才,为“老爷”。在祭祀、处理公共事务中,只有他们才有发言权,其他人等,不得擅议。
  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成五个层次,由低到高,逐级上升。一种职业能满足五种需求的,非科举莫属。毕其功于一役,何苦而不为呢?对此,《儒林外史》作了最精彩的注释:“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个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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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十五回马二先生说的。
  人生的愿望,不仅全能实现,而且,立竿见影。谁说好事多磨的?那是中举之前;之后,就呼风唤雨了。
  范进中举的故事,人所尽知;再说一个现实的例子,加固证明。
  陈独秀是考过秀才的。17岁那年,他参加本县的童试,一举得了第一名。这是最初级的考试,距离中举人点进士,差得远呢。即便如此,本乡本土的乡亲们,已经另眼相看了。“我们这一门姓陈的,在怀宁本是一个小户人家,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全族中到我的父亲时才有一个秀才,叔叔又中了举,现在看我们弟兄又是青年秀才,不但另眼相看,而且造出许多神话,说我们家的祖坟如何如何好风水……不一而足。最有趣的是,几家富户,竟看上了我这没有父亲的穷孩子,争先恐后地托人向我母亲问我可曾定亲。”
  陈独秀恨透了科举,可是因为他母亲喜欢,也不得不随大流,去考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那一时代的社会,科举不仅仅是一种虚荣,实已支配了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做了大官,才能发大财;发了财才能买田置地,做地主,盖大屋,欺压乡农,荣耀祖宗。”
  陈独秀所在的时代,重视科举,并不为过。不过,让陈独秀感到悲哀的是,时下,公务员考试,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考”。有的职位,录取率是千分之一。这么高的比率,即使在科举盛行的明清,也没出现过。清代乾隆年间,举人的录取比例在80到40之间,大省80,小省40。
  甚至,在号称“象牙塔”的大学校园,一个副处长职位,也有教授、副教授十余名,排队竞争。要是上面没人,下面不做工作,都竞选不上。
  可见,在中国,“科”学根深蒂固,科学则萎靡不振。当然,这不是中国人的错,而是日本人之浅薄——小鬼子不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没头脑地把西方的“Seience”翻译成“科学”。中国人更懒,“拿来主义”。事实上,西方之科学和日本之科学,与中国之“科”学,迥异。
  中国之“科”学,都在为稻粱谋,是为人的;西方和日本之科学,是面向自然的。迄今,中国并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因此,我建议,别再用“科学”玷污“Seience”了,找一个意义更单纯的名词对应,或许更好。
  当然,说中国没科学,这是很多人不能答应的。尤其是,著名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写了大厚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并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为什么中国的科学技术,直到15世纪,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也就是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之前,之后,却远远落后了呢!
  如果,李约瑟的问题为真,那么,至少反证了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有科学;第二,不仅有,还领先了世界上千年。
  可实际上,李约瑟之问,是一个伪问题,何也?因为,科学和技术,是两个问题;科学关注的是Why,以西方的话说,是求真知;以孔夫子的话说,是求道。科学与效率、利益是完全无关的,希腊科学是空悬在社会学的真空之中,自然哲学家们进行的是毫无实用价值、似乎也毫无意义的个人研究,为此,亚里士多德才说:科学起于好奇,源于闲暇。没有好奇心,科学就不会起步;另一方面,没有闲暇,从事科学的人士,就不可能持续地进行某一方面的研究。
  技术和科学不同。技术是面向问题的,以提高效率、获取利益为导向。比如水车、水磨、风车、风磨等等,大大提高了效率,效率高了,利益也随之增加。因此,在蒸汽机发明之前,拥有一架水车,或者水磨,是小康之家的梦想。
  技术的焦点在于How,至于How背后的Why,并不是技术所关心的。这就可以解释,世界上,所有文化类型,都会使用火,但,只有欧洲人能回答燃烧是一个什么过程;所有民族,都会制造各种各样的船,独木舟、帆船、竹筏、羊皮筏等,日本的织田信长为了作战的需要,还在木船的表面蒙上铁皮,很像后来的铁甲舰,可是,只有古希腊的阿基米德发现了浮力定律。几乎所有种族,都有一些防止食物腐烂的特殊技术,但,只有欧洲人揭示了腐败是细菌在作怪!
  可见,技术和科学,迥异。如《世界科学技术史》一书作者麦克莱伦第三所言:在20世纪之前的大部分历史条件下,科学和技术一直处在要么是部分分离,要么是全部分离的状态下向前发展的。换言之,除去欧洲,任何一种文化,都没能从技术中孕育出科学,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的“科”学,是科举之学,是选贤与能,是通向利禄功名和荣华富贵的独木桥;欧洲的科学,是求真知,是在好奇心驱使下,试图找到造物主的密钥的探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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