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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鱼汤面
这两天,关于中国足球的话题一浪高过一浪。
先有古稀之年的里皮二进宫,接着是上港集团董事长陈戌源,以筹备组组长的身份领命去足协报道。现在关于“改革”的第三声枪响在归化球员身上引爆。
两位大咖殊途同归,各具使命,但是在归化的问题上却难有共同语言,里皮在第一次入主中国男足主帅时就曾提议过归化的政策。而上海滩老大陈戌源上任之前就明确表态过:“不支持归化没有中国血统的球员”。
执教时间长达37年的里皮与跟足协只有六年交集的陈戌源在归化理念上就有明显出入,何谈以后的“同仇敌忾”。
那么,“归化”究竟是中国足球屡战屡败后,应运而生的救命稻草,还是中国足球黔驴技穷后,顺应潮流下附带的优惠券呢?
当“归化”的一度上榜到热搜时,其实这已经是一个全名参与的共享话题。
从里皮角度来说,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尤其在中国足球所谓的85黄金一代逐渐力不从心时,后继无人的尴尬事实,让后里皮时代,同样面临着相同的窘境。在刚刚结束的熊猫杯上国青队又干净利落地输给泰国,长此以外范志毅当年的神预测不但并不可笑,而且没有脸面去笑。
从陈总的角度来说:中国足球不能走捷径,他能不遗余力地制造一个留洋的武磊,也会在新的岗位上最大化地发挥自己的官权,去锻造更多新鲜血液,但阻止第二个武磊横空出世的并非物力财力人力,而是天时地利人和下的青训。
只签一年合约的里皮等不起,9月份的40强世界杯预选赛近在眼前,能否留任,这是一道天堑。
倘若在中国队7月份的40强赛分组抽签之前稳住亚洲前8的话,还能够以种子队身份参加抽签。
但是,排在第9位的伊拉克在中国队自取其辱的中国杯期间已经用两连胜拉近了自己的身位,一旦中国队守不住这个排名,世预赛上的连锁反应其实猜想到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谈归化问题究竟是为以后的失败买单,还是作为长线投资的“理才”呢?中国足球眼下能作为后备军的无非就只有年轻力量和归化政策两条路,看到以韦世豪为首的最强U23等年轻人在中国杯的狼狈演出后,信心指数直接掉入谷底了。
归化似乎是解燃眉之急的华山一条道,归化的方向分为两种,第一就是陈总说的“不排斥有中国血统的球员”,事实上,国安的侯永永、李可、恒大的布朗宁、罗伯特·萧这里三代内有血缘关系的球员已经是现有的成品。
但问题在于他们虽有中国血统的先天优势,虽然部分以“外援”的身份亮相,但就目前为止还并未展现出“鹤立鸡群”的水准。
这里涉及到对亚洲足球的适应问题,其中罗伯特·萧还被恒大租借在中甲效力,不过好的消息是,李可将入选国足新一期名单,成为中国足球历史上首位归化球员。
如此看来,归化这条已经捷径路途上的偏门就是将真正的外援收入编制,比如,外界已经沸沸扬扬奔走相告的两位主角埃尔克森和高拉特,其中以高拉特的呼声最高。从帕尔梅拉斯归来的高拉特更似乎是“板上钉钉”,因为据传恒大以5年合约,年薪1000万欧元的与其续约,并且这很有可能是同意归化”的丰厚条件。
不过,2015年才来到中国踢球的高拉特暂时并不符合“国际足联居住满五年”的硬性规定,这瓢远水还不足以解近渴。
相比之下,2013年就来华踢球的上港前锋埃尔克森更具备操作性。问题是,虽然他表达过了为中国效力的意愿,但似乎还没有得到类似巴西同胞高拉特相似的报酬。其实,在这里面我们更害怕的是外援同意归化的“标准”。
归化的必须是在合适的时间遇到合适的人,但这个“合适的人”究竟是单纯的空降,还是入乡随俗后的认同,都需要时间检验成果。
持反对意见的董路第一时间表态:”关于归化埃尔克森,我想说两句,这是第一句,我说完了“。
但是,民间则有另一股意见:“欧洲好多强队主力都有祖籍是非洲、美洲黑人,只不过人家可以双国籍,不存在过于复杂的归化,实质还不是一样”。闭门造不出车的中国足球选择的余地有多大呢?
“钱”无疑是这些纯粹外援在报国无门之后考虑归化的第一要素,毕竟,他们对这个国家的认同感相对本土要少一些。类似上世纪70年代的巴西人内尔松娶日本老婆,并强烈要求加入日本国籍的例子少之又少。但是归化作为世界范围内运动员的一种流动方式,已经被愈来愈多人接受。
我们熟悉的巴西人德科、佩佩为葡萄牙效力,西班牙的科斯塔,在亚洲杯上荣膺最有价值球员的阿里以及日本的三都主都是他国归化的代表。虽然归化方式上有血缘因素,有婚姻关系,有移民后裔等区别,但实际上都是建立在“为我所用”的满足条件上,甚至可以说各取所需。
归化在欧洲和亚洲上已经有了可以借鉴的模板,但是归化问题在中国足球环境下,似乎总有逆水行舟的感觉。
尤其是在相对传统的中国国情下,正如某一个足球记者说的“大众很难克服的心理障碍”。一个不会唱国歌的老外,在一群黄皮肤中间很扎眼,并且容易在“15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却找不到优秀本土球员”的传统道德观念绑架下,被无限放大这种弊端。
另一个归化问题的后遗症就是对国家队荣誉的追逐,外援尚可尽心尽职,但是在国家价值观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却相对单薄,这是一个可以预见却始终无法避免的核心问题。
比如说,第一次杀进亚洲杯的菲律宾海外纠集了一帮新鲜血液,在神圣的奏国歌仪式上绝大多数人闭口漠视;再比如8年前的亚洲杯上,卡塔尔的前锋雅赛尔因为没有捞到出场时间,中途擅自离队,最终被除名。
这些尚且有血缘关系的归化球员都可以由着性子,何谈用金钱捆绑的那些只是满足“居住满五年”条件的纯粹外援呢?
另一个随之被延伸的话题将是,假如埃尔克森和高拉特被归化之后,下一次归化还要寄托在另一批“外来务工人员”身上吗?又是漫长且模糊的一个五年计划?
既然归化球员在国际足联的条例上有着严格的规定和限制,那就必须考虑一个合理的“度”。我们有归化的权利,外籍球员也有归化的意愿,但是中国足球如果只是在“归化”上一根筋,“天亮了”只会是掩耳盗铃。
虽然,我们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国际舆论上不用在意别人挑刺儿的眼光,但实际上就以邻国日本来说,他们的归化有前因,也有后果。
比如田中斗笠王,作为混血儿在16岁的时候就在日本上高中和踢球;比如作为巴西人的三都主,他是在16岁的时候被日本以青训的名义从巴西“请”过去的,在日本留学和踢球。
他们除了名正言顺地拿到日本国籍,除了在耳濡目染中感受到日本文化外,作为日本足球崛起或起步的见证人,其实,他们更应该属于是日本自己的青训结晶,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拿来主义”。
此外,原本只是想“在日本呆个两三年,挣点儿钱,然后就回巴西”的拉莫斯不但在日本找到了爱情,身披10号战袍的他还率领日本队拿下史上第一个洲际大赛冠军(1992年亚洲杯)。退役后的拉莫斯不但拿起了教鞭,还开启了足球学院,他的归宿感从他身上的日本国旗纹身就可以看出了。
中国足球的特殊性让归化的话题尤其敏感,因为始终绕不开“治标不治本”的终极审判。此外,归化的对象在功能性上有太多重叠之处,在中国足球“无花果”的窘境下,拉着跑却也不失为一种成长的有效方式之一。
无论世界各国的足球如何异样化,万变不离其宗,归化只能是捷径,不是最终幻想的梦境。那个我们时常挂在嘴上的“青训”依旧是诗和远方的钥匙,而在眼下,“归化”最多停留在过渡性的作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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