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梅龙镇”：老字号餐馆背后的故事

绿茵狂飚

提起梅龙镇，到过上海的人一定会联想到梅龙镇酒家或梅龙镇广场，至于对于土生土长的老上海则就会说，那是一间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餐馆了，然而很少人会想到在这老字号餐馆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开创典故。

        要回忆此段典故，让我们回到三十年代的上海。当时上海有一个职业青年的文化团体--“蚁社”，它对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发展新文化运动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新中国的不少高级干部，都曾是“蚁社”社员，如沙千里、赵朴初、姜桩芳、章乃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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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蚁社”属下的文化部是社员最感兴趣的部门，其中又以蚂蚁剧团最受欢迎，它不仅在抗日救亡运动中鼓舞、激励民众抗日斗志，且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第一代戏剧家，如阿英、夏衍、 洪谟、田汉、张庚、应云卫、曹禺、欧阳予倩、夏霞、吴湄、蓝兰等。

        “蚁社”社员大多为中下阶层的职业青年，他们热情、豪爽、浪漫，喜欢谈天说地，“谈”免不了与“吃”扯上关系，边吃边谈更添情趣。虽说他们有固定收入，但都要养家活口，不可能经常上馆子，因此就有开一小餐馆的构思。毋庸讳言，开餐馆需资金，于是有人提议“集资”经营。凡是社员，只需出很少的资金入股就可以成为股束，享有吃饭优待的权利。因此入股的股东多达一百多人，值得一提的是已故世界船王董浩云先生也是股东之一。

        此小餐馆的经理为吴湄（名演员），常务董事为家父李伯龙，取名为“梅龙镇”是以“梅”（吴湄）、“龙”（李伯龙）为谐音。最早的梅龙镇开在静安别墅，以家常小吃为主，价格公道，又具有家庭风味，故也颇受外界欢迎，因此扩大门面，迁至现今之重华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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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龙锁当时只是为社员聚会创造条件，但由于“蚁社”是文化团体，创办人，也即所有的股东都是文化艺术界人士，很自然地梅龙镇成为文艺沙龙，文艺界首选的聚会场所，所以无论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梅龙镇在文艺界的影响力都相当大。此外，“蚁社”除了是文化团体外，它也是抗日革命团体。由于梅龙镇的股东都是“蚁社”社员，职工也大都为蚁社社员的亲友，似一大家庭，既可靠可信，又安全隐蔽，因此梅龙镇也是最可靠的秘密接头、聚会场所。应该说，梅龙锁为抗日、为革命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经理吴湄在三十年代已是著名演员，和蓝萍（即江青）颇有交情。每当蓝萍去沪，吴楣不仅提供自己的住所，连女佣都供她使唤，谁都不会想到她的热心竟成了罪状，以致遭受杀身之祸。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迫害自杀身亡，后虽平反，然人死已不能复生。

        解放后，梅龙镇公私合营，每位股束都分到定息。由于董伯浩云不在国内，他的一份一直由家父代领保管。一九八一年家父应董伯邀请赴港叙旧，把董伯的一份定息加上利息交还给董伯。董伯未收，嘱家父代为捐赠。

        梅龙锁从一弄堂小馆发展到能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与大酒家媲美，确有它与众不同的特色。这特色吸引了船王董浩云在实现航运大计外，还计划在香港开设梅龙镇。

        当年董伯只带了一千元离沪赴港，六十年代已为香港船王。他托人带信给我父，一赠“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二则表示他现已有能力实现年青时代的理想：建造一间可与欧美媲美的亚洲最大剧院及在香港开梅龙镇，问我父是否还有意去港承办。我父当即与沙千里、廖承志商量，最后周恩来认为是好事，同意我父去港。但那时已开始“四清”，接下去是文化大革命，故未能成行。

        八一年董伯已登上世界船王宝座，又托人带信：“人生七十古来稀，再不相见待何时。”邀请我父去港叙旧。同年八月，我陪同家父赴港，董伯亲自去火车站接我们，并送我们至香岛小筑。在洗尘晚宴上，董伯介绍我父不仅是他半世纪的老友，并且也是陪同他接受公司第一艘船下水之友。但此次再见两人皆已至耄耋之年，故只是叙旧，大剧院和梅龙锁之梦已不可能再圆。

        董伯言及至此，不觉唏嘘，内心戚戚，若有深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