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元年薪好处多 黄奇帆一句话戳破真相

　　1元年薪，给闺女买个棒棒糖都不够。说这话的是乐视的老板娘甘薇。

　　那么为什么乐视掌门人贾跃亭还心甘情愿只领1元年薪呢？

　　今天（7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黄奇帆的一句话点破了真相。

　　黄奇帆说，有的企业高管拿一元工资，这样就可以避免缴纳个人所得税，然后把个人开销算在了企业的费用上。

　　领一元工资的都有谁？

　　京东董事长兼CEO刘强东

　　2015年8月8日，京东集团董事长兼CEO刘强东在与奶茶妹妹的结婚前一天，宣布将自己未来十年的年薪降至1元。

　　网友忍不住调侃：“十年都买不起一杯奶茶。”

　　2016年11月6日，乐视董事长贾跃亭发出内部全员邮件《乐视的海水与火焰：是被巨浪吞没还是把海洋煮沸？》，信中表示，LeEco战略实现的节奏过快，组织与资金面临极大挑战，他和公司管理层将为此承担责任。“即日起，我自愿永远只领取公司1元年薪。”

　　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

　　2009年1月，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提出申请：“2009年我只领1元年薪。”在梁稳根的带领下，三一集团全体董事提出2009年只拿10%年薪。梁稳根和三一集团全体董事为何集体提出降薪呢？原因就在于，受2009年金融危机影响，三一集团遇到了重大挑战。

　　中国平安董事长兼CEO马明哲

　　除了“一元CEO”外，中国事实上还有一位“零元CEO”。2008年，对于中国平安老总马明哲来说，无疑是饱尝“高薪门”之苦的一年。从中国平安披露的2007年年报来看，6616.1万元的年薪的确让观众吃惊不小，马明哲也由此走到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大出风头”之后，2009年，马明哲做出了一个让大众更加匪夷所思的决定——2009年将领取“零元年薪”。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2016年9月21日，马云受联合国邀请，出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青年创业和小企业特别顾问，年薪仅为1美元，而且该职务没有额外津贴，不参与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基金。

　　另外，马云去年也曾在央视透露，“我今天为止，我大概20年没拿工资过，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花钱，我身上都不带钱。”

　　国外大佬更爱这么干

　　在国外，“1元年薪”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79年，而且数量奇多。

　　克莱斯勒总裁李·艾科卡

　　1979年，克莱斯勒债台高筑，各种债务达48亿美元，为表示拯救克莱斯勒的决心，李·艾科卡担任克莱斯勒总裁后宣布，公司起死回生之前，自己的年薪为1美元。随后艾科卡大刀阔斧推行改革，1980年公司扭亏为盈，1982年盈利11.7亿美元，还清了13亿美元的短期债务，1983年盈利9亿美元，提前7年偿还了15亿政府贷款保证金，1984年盈利24亿美元。

　　从此“1元年薪”被写入商业教科书，成为带领企业走出困境、再创辉煌的代名词。

　　思科CEO约翰·钱伯斯

　　1991年，约翰·钱伯斯加入思科时，思科的市值不到6亿美元。仅用了4年时间，他管理的思科就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网络设备制造商。2000年，思科的市值更是一度超过微软，成为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作为思科的前任CEO，约翰·钱伯斯缔造诸多业界神话，成功帮助思科走出互联网泡沫破灭的阴影，而他也曾有三年每年年薪都只有1美元。

　　苹果创始人乔布斯

　　作为苹果的乔布斯在苹果任职期间年薪只有1美元，且他未像其他苹果高管一样得到大量奖金和补贴。老乔表示：“23岁时，我有100万美元，24岁时，我有1000万，25岁时，我有超过1亿美元资产。但这对我并不重要，我不是为钱做这些事情的。”

　　惠普总裁兼CEO梅格·惠特曼

　　作为惠普现任总裁兼CEO，梅格·惠特曼曾经的年薪也只有1美元。但这位“铁娘子”会在乎吗?要知道，在2010年她精选加州州长失败，自掏腰包凭白损失的竞选资金就上亿美元不止。而在前年， 惠普公司董事会认为有必要将惠特曼的基本公司标准提升至业内统一水平，因此她的年薪上涨至150万美元。

　　Facebook创始人兼CEO扎克伯格

　　扎克伯格是痛改前非的典型，他从2013年起开始每年只领1美元的年薪，并且放弃任何奖金的，在上一年度他的基本年薪还有50多万美元。身为Facebook的首席执行官，他诚恳地表示：“我的确挣够了钱，所以我只需尽我所能做到最好 ，而不去管我的工资是多少。”

　　雅虎曾有4位高管选择1美元年薪

　　雅虎这家著名的互联网公司，曾有过4位高管自愿放弃高额年薪，选择1美元。

　　作为雅虎联合创始人，费罗与杨致远多年来的年薪都只有1美元。费罗在2014年回到董事会后，并没有增加自己的薪酬，甚至没有参加任何雅虎提供给执行官员的股权激励计划。而后者直到被接替，年薪也从没上涨过。

　　而作为雅虎的前任首席执行官的卡罗尔·巴茨和特里·塞梅尔也曾有一段时间接受年薪只有1美元。

　　谷歌创始人布林与佩奇

　　谷歌的联合创始人布林与佩奇都是“一元年薪俱乐部”的会员。布林自2011年正式出任谷歌CEO起，每年的年薪就只有1美元。而佩奇在2013年之前，却连一分钱也没有拿，2013年之后，年薪才涨至1美元。不过谷歌的飞速发展，使得这两位早早身价达数百亿美元。

　　此外谷歌前CEO现Alphabet董事长施密特年薪也只拿1美元。

　　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

　　甲骨文的公司联合创始人兼前CEO拉里·埃里森的年薪也为1美元。

　　拉里·埃里森是全球第五大最富有的人，身家数百亿美元。他是甲骨文公司的创始人，是硅谷历史上任期最长的CEO。虽然他不是全球首富，但是在1988-2015年期间，他的财富增长是全球第一。

　　此外，花旗集团前CEO维克拉姆·潘迪特、全食公司CEO约翰·麦基、梦工厂CEO杰弗瑞·卡森伯格等等也都是“一元年薪俱乐部”成员。

　　每年领1元，大佬们真的这么傻？

　　有人会问，这些大佬们为啥要1元而不是一分都不要呢？因为在英美法里，合同成立必须要有对价，即为约因。这1块钱就是对价。

　　那像贾跃亭、刘强东这样只领1元年薪的人，真的是为公司白奉献吗？

　　精明的商人们早就为自己在“1元年薪”的背后设计好了一套周密的“致富经”。

　　比如刘强东，他减薪的背后其实是一项股权激励计划，一项将刘强东和京东绑得更紧的计划。

　　2015年，京东董事会批准针对刘强东的一项为期10年的薪酬计划，刘强东在计划规定的10年内，每年基本工资为1元，且没有现金奖励。

　　虽然每年只拿1元年薪，但根据京东的股权激励计划，刘强东已被授予2600万股A类股股权，相当于公司所有流通股的0.9%。刘强东获得的这笔股权每股执行价格为16.70美元(相当于每股ADS 33.40美元)。在该10年期限内，公司不得再向刘强东授予额外股权。遥想当年，京东2014年上市前夕，董事会曾将公司股权的4%直接奖励给刘强东。当时这笔期权的价值为6.06亿美元，这直接导致京东在2014年第一季度大亏37.95亿元人民币。

　　换句话说，未来10年内，只有当京东股价达到或超过33.4美元时，刘强东才能将他那部分股权进行套现，以获得利益。如果以33.4美元的行权价计算，刘强东这些股权的价值为4.34亿美元，折合人民币26.95亿元。

　　如果上述股权激励失败，刘强东在未来十年即便真的只能领取一年1元的年薪，这位对公司极具掌控权的创始人依然不缺钱。毕竟IPO后，刘强东持有京东20.5%的股份，全部为B类股，根据京东A、B股投票权1比20的设置，刘强东将拥有京东83.7%的投票权，仍然牢牢地掌握着京东的发展方向。

　　按照2016年胡润百富榜，刘强东以455亿财富排名第26位。所以，未来十年，刘强东靠不了年薪养家，可以靠股权。

　　当然了，作为一家企业的“龙首”却只拿1元年薪，很容易引起大轰动，吃瓜群众也为大佬们只领一元年薪操碎了心。但实际上对他们来说，工资并不代表他们全部的收入构成，甚至只占很少一部分。数据显示，11位年收入超过3000万美元的CEO，其工资占总收入的比例仅为2.7%。

　　所以，上述这些大佬们根本不指望用工资养家，他们随便用手中的股权套点现，就够咱普通老百姓吃个几年的了，人家如何养家根本不用我们担心。

　　领1元年薪“好处”多多

　　一般来说，1元年薪大多是在企业有了困难时，企业高管对内和对外展示出的一种态度。将自己的利益和公司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既为了表明力挽狂澜的决心，也为了激励员工和稳定军心。此外，CEO们拿1元年薪一定程度上也为企业节省了数百万成本，节省下来的成本反应到股票市场会增值多倍，对企业发展有益，老板也收获长期利益。

　　不论这些高管们是否是以避税为目的宣布自己只领1元薪水的，但无论怎么说，企业高管低薪、免薪确实在客观上起到的避税的效果。

　　首先是个人所得税。企业高管们常常是百万年薪不在话下，按照我国目前企业所得税的征收税率来说，45%的税几乎是将高管的收入“拦腰减半”，这一笔税若是省下来，从企业的角度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好处。

　　对此，也有学者分析认为，像刘强东这样只拿很少工薪甚至不拿薪水的情况，在国内很多有实际控制人的公司中都存在，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一个问题：高收入者实际上有着更多的避税渠道。

　　而且，很多高管的个人消费都是由公司承担的，高管减薪不意味着高管的个人消费会受到影响——他们通过报销费用的方式，获得收入。

　　此外，高管减薪还有其他一些好处，比如“你看老板都只领1块钱了，员工每月还这么高工资，是不不太合适？”，“高管年薪只有1块，企业所缴的个税也能少一大块”。

　　就像黄奇帆说的，“创新需要人才，这类人才一般是高薪阶层、中产阶层，降低这一群体的税负，有利于聚集人才，有利于税基扩张，有利于营造创新环境。”

　　“很多私人老板不拿工资，因为把钱放在企业里交的税反而少。另外，一些年薪一两百万的白领有条件将发工资的地点选在香港、新加坡。这就造成中国个税大部分是低收入群体交的，高收入群体只占小比例。”

　　此外，黄奇帆还建议把税率调低，使高收入群体更多地交个税；同时提出，应该效仿国外，对转移资产到海外的要收税。

　　黄奇帆说：“降低税率不是帮富人说话，是为了形成更公平的税负。转移税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