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费事件”暴露错误政策和隐藏目的

省民虽然可在短期内节省少许电费，但在未来三十年需为省府多付共达四十亿的利息。这次“电费事件”令人质疑省府在不善管理公共财政的阴影下所隐藏的目的，更怀疑近十年来安省经济疲弱是否与省府的经济政策有关。

生产力与个人收入

生产力是经济繁荣与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要动力。安省一向被视为全国的经济火车头，然而自2001至2014年，安省的劳工工时(hours worked)虽然稳定上升，但劳工生产力平均每年只微增0.4%，低于全国(0.8%)和美国(2.4%)，甚致其他G7的国家，造成阔大的繁荣裂口(prosperity gap)，使国民消费减低、私人和公共投资下降、及公共服务缩减(注一)。

个人收入是一个地区经济兴衰的有效指标。根据新近发表的人口统计结果，全国个人全年收入中位数由2005至2015年上升了12.7%，但安省只有不足4%，是各省之末(注二)。主因是在过去十年间，安省失去三十万个制造业职位，使省民收入下降。此外，省府似乎未能把握资讯科技发达之势而积极创造就业机会，以致省民的收入停滞不前(注三)。

错误政策与管理不当

经济的兴衰，除了外在客观因素外，一个地区的执政者亦责无旁贷。在经济不景气时，执政者通常遁三个途径来应付，包括缩减公共服务的质或量、削减不必要的开支、及适量加税(注四)。当然，较进取的执政者可会采用“供应经济”手法，如增加基建的投资来刺激经济，但这方法须用得其所和配合适当的时机。

在过去十三年间，省府并无因经济不景而采取紧缩政策，反而不断扩大支出，平均每年增加4.7%，比经济增长率(3.2%)超出47%，因此负债额大幅度提升35%，相等于一千六百多亿，为全国各省总和的56%。由此推算，每个省民需代省府负债$21,350，几近双倍于2003年的$11,000(注五)。另一方面，省府的负债额与GDP的比率亦由当年的27.1升至去年的36.7(2015年为39.1)，因而被信用评级机构降低级别。

省府为未能振兴经济辩?称，近十年安省经济表现欠佳并非因辧事不力，只是不能控制外在的因素所致。不过，虽然客观因素不能由己，但负债程度是可以自制，省府负债激增显然是她 自选的错误政策(misguided policy)带来的结果(注六)。

此外，省府好大喜功，锐意推行多项大型计划，例如绿色能源(green energy)、电子健康 档案系统(e-health)、医疗改革、及空中紧急救援队(Ornge Air Ambulance)等，冀能造福省民，可惜管理不当，弄巧反拙，不但未能达标，反而加重省民的负担，还扩大库房的赤字。

隐藏目的

自去年底，现任省长韦茵的民望不断下跌，甚至创加国历史新低，而安省保守党的受支持度持续领先，因此不少韦茵的阁员和顾问都建议她及早让位，以便拥有更高民望的新党魁领军出战明年的省选。

然而韦茵却绻恋权力，一方面陆续推出多项利民措施(例如调低电费和提高最低工资)，以争取选民的支持，另一方面运用各种可行的办法，来掩饰省府的财政赤字和庞大的债项，希望能形成优势，明年可连任。

究竟韦茵可否如愿以偿，则须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