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国级“海归” 曾经年薪相当于国外月薪

“当今世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给海归们提出了新的使命：重新构建更大更宏伟的桥梁，向世界解释和说明中国理念。”

29日上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央行原副行长朱民在“中国海归群体与改革开放40年——2018第四届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上如是说。该活动由人民日报社、中国侨联指导，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与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联合主办。

现场还来了两位副国级领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上图），以及中国侨联主席、中科大原校长万立骏，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杜祥琬，着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等300余位政商学界大咖。他们很多人有一个共同身份——海归。

今时今日，海归是非常普遍的选择。可在十几年前、几十年前，海归直接意味着生活水平的大幅倒退。

万钢于1985年至1991年在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机械系读博士，毕业后在奥迪公司工作10年，1998年被评选为汽车工业界科技十大精英之一，在奥迪举足轻重。

2000年，万钢向国务院提出了开发洁净能源轿车，实现中国汽车工业跨越式发展的建议，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万钢放弃在奥迪的高级职务和优厚薪金，于2001年正式回国，赴同济大学工作，成为一名“海归”。

回国后，万钢从同济大学普通教授做起，刚开始没有自己的房子，和老母亲住在一起，年薪只相当于在奥迪的月薪。提到回国后的目标，他说：要把中国的汽车工业搞出一套自己的路子来，就着眼于开发洁净能源的汽车。中国的汽车工业如果要想走到世界上最前沿的时候，必须应对这样的挑战。

杜祥琬院士自称是一名“80后”老海归。他出生于1938年4月，1959年被公派至前苏联留学，进入原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学习原子能，组织上为他选择了理论核物理专业。

1964年，杜祥琬毕业回国，被分配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参与核武器的研究。“我们的任务就是搞清氢弹的原理。1966年12月28日，中国‘新的核试验’——氢弹原理试验成功。”杜祥琬说，中国科研人员实际上只用了两年两个月就完成了这项完全独立自主的科学研究。

1975年，杜祥琬已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所工作了11个年头，因为成绩突出，领导准备任命他为副所长。听说消息后，杜祥琬开始“四处奔走”，不是为了落实任命，而是为了拒绝任命，因为不想被行政工作占用科学研究的时间。

经过他的努力，所里同意了这个请求，直到1984年他才被任命为副所长。杜祥琬说：“这为我争取了9年宝贵的科研时间。”

1987年，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准备任命杜祥琬为副院长，连任命书都起草好了。杜祥琬当时正参与“863计划”，他“照方抓药”，一级一级找领导，还请出老科学家为他说话，“这个副院长我还是不能当，因为国家 863 计划得全力投入”。于是，任命又拖到1993年。

两次延期升职，帮助杜祥琬在核武器和激光技术两个领域取得了突破。2002年，他当选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并分管能源学部工作，又开始在能源领域的钻研。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资深海归”回国后进入政界。新任央行行长易纲就有多年海外经历，他从1980年至1986年先后在美国哈姆林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学习，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在印第安纳大学任教，1992年获得终身教职。

1994年，易纲放弃在美国的工作和收入，毅然回国，与林毅夫教授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易纲的同学回忆，他们在美国时就很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希望找机会为国家做事。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1986年进入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一年后申请到斯坦福大学的奖学金，转校攻读经济学博士，导师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时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斯蒂格利茨。

1993年，方星海到世界银行工作，此后的5年，他一直担任世行华盛顿总部经济学家、投资官员。1998年，受时任建行行长周小川邀请，方星海回国担任建行协调部主任。

湖北省副省长童道驰与方星海有类似的经历。他于1992年出国深造，就读于加拿大卡尔顿大学，1994年获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此后他在美国着名的智库机构——兰德公司研究生院政策分析专业在职学习，获政策分析博士学位。

1999年4月，童道驰担任世界银行总部企业发展部公司治理局公司治理专家。2000年10月，童道驰回国赴证监会工作，促使他回国的原因之一也是周小川。

2000年至2002年，周小川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当时证监会吸收了大批来自海外的专业金融人士，童道驰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和国际交流的频繁，人们对海归的认识也有了变化。“海归不等于杰出，只有做出了突出的工作、成就了杰出的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才能称之为杰出。精神支柱是发展的灵魂，精神力量是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杜祥琬院士的这段话，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