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央行和财政部两大中国经济核心部门隔空“喊话”表达不满，这在中国政坛上是罕见的。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博士日前发表专栏文章，指出积极财政政策不够积极。在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大有可为，要真正发挥逆周期宏观调控职能。中国央行如此高调实属罕见，徐忠在文章中，说了央行很多年想说却没有说的话——例如：“财政部将财政风险转嫁金融部门”，“金融机构管不住地方政府的违规融资行为”，“中国的财政部喜欢与美国财政部对比，强调自己的权利太小”，“中国的财政透明度很不够，信息披露大而化之，缺少公众监督等等”。
7月16日，作为回击，中国财政官员就“财政政策不够积极”的观点进行了回应，发文指出，金融机构（如央行）在地方债乱象中，很大程度上扮演着“共谋”或“从犯”的角色，绝不是只会产生幻觉和弱势的“傻白甜”。
针对这次央行和财政部的隔空“互怼”，外界好奇中国央行行长易纲看法如何（图源：新华社）
分析认为，徐忠作为中国央行研究局局长，此次发文虽不能说代表央行的官方态度，但是向外界释放了中国央行内部对于目前财政政策的真实态度。
观察人士表示，这些不满表明，中国央行显然不想再无限制地给政府资产负债表扩张背书了，这里面包括地方财政、央企国企、基建城投、融资平台。过去十年来其实名为财政积极的政策，最后都成了从银行手里要钱，而不是资产本身的经营性扩张，借新还旧，纯粹变成了货币扩张。
但是匿名的中国财政部官员则认为，“央行方面，虽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积极推进，央行在全球货币政策协调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滞后于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利率、汇率市场化水平与国内外期望还有不小距离。比现实差距更为重要的是理念差距，即决策思路上仍然属于小国央行的特征。”“诚然，中国实施货币政策有很多客观困难和约束条件，央行有不少苦衷可以理解。可让人遗憾的是，一些内部专业人士主观上对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缺乏足够重视，在徐博士的此篇文章中多处可见这种思维痕迹”。
梳理整个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路程，中国政府内部，有财权的部委之间，实际上一直存在着某种矛盾。 例如，中国财政部通常主张分权，分出类似国资委类的职能部门，而央行等部委则主张合权，因为权力分散影响政策与业务执行。而且相比其他部委，中国央行一直对刺激经济持更谨慎立场。
《华尔街日报》曾称，在经济政策辩论上，央行话语权不及商务部，发改委等制定国有企业政策的关键部门，当然，这种情况在2018年机构改革之后，渐渐发生了变化，央行的话语权还在不断的上升。 2018年之后，随着机构改革推进，曾经掌握审批权的发改委，权力逐渐削弱，而中国财政部的话语权也并不高，分析人士认为，财政部的失势仅仅是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的则是中国预算体系执行上的不协调。发改委坐拥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控制权以及重大项目的审批权，但却没有足够的财权。政府的财源走的是预算通道，财权掌握在财政部（拟定预算计划）和人大（审议并通过预算计划）手里。而央行同样尤其不满，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说过，“刚性兑付不破，中国只有财政没有金融。”
曾有猜测认为，财政部或是本轮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绝对主导。但中国政府内部人士透露，财政部只是执行单位之一，与央行等部际矛盾难解，且涉及地方财税收入纠葛，“不要说绝对主导权，连主导权都未必有。”
有政治观察人士表示，此次罕见的财政部同央行公开“互怼”，甚至以往财政部、央行、发改委等有财权部门之间的矛盾，正在公开化，根本原因是目前中国经济和财政遭到困局，如何化解，考验目前的中共决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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