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十字路口上的中国经济

中国领导人拒绝遵循西方模式，在放手让人们追求财富的同时严控基本经济杠杆，让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如今，债务负担和贸易战使北京遭遇重大考验。

　　深圳上个月举办了一场灯光秀，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前景中可以看到一座邓小平的雕像，他1978年领导了中国的对外开放。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向中国传达了一个信息：要想富有，必须要自由。

　　那是1988年。苏联摇摇欲坠。在整个东欧，共产主义秩序即将崩溃。为了避免自身的消亡，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些小措施，将其经济从国家中解放出来。但结果是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价格飙升，党的改革者希望得到建议。

　　他们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自由捍卫者弗里德曼请到了中南海，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就在北京这座封闭园区内生活与工作。弗里德曼与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赵紫阳坐在一起，表现得得体却又强硬。他说，如果北京想帮助人民繁荣昌盛，那么国家必须更快地放手。

　　“我希望中国人民能够强大和富裕起来，”他告诉赵紫阳。“我希望看到中国的改革成功，以便她能为人类进步做出更多贡献。”

　　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妻子萝丝在北京。1988年，他敦促中国改革者进一步放松对经济的控制。一年后，坦克驶入天安门广场。

　　中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赵和其他改革派一年后被赶下台。坦克驶入天安门广场，让人们知道挑战党的权力会得到何其血腥的教训。

　　相反，中国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改革。它放手让企业家寻求自己的财富，同时仍然严格控制基本的经济杠杆。它制定国家目标，然后说服或迫使人和企业满足这些目标。它按照自己的节奏向世界开放——一切都由共产党主持大局。

　　弗里德曼和其他顶级经济学家会认为，这样的战略是要失败的。中央计划经济滋生浪费和腐败。大政府的雄心壮志会使未来几代人陷入债务困境。价格控制会导致饥饿和贫困。官方的预言家总在鼓吹这一点。而苏联证明了它。

　　那些专家错了。中国走向了繁荣昌盛。

　　深圳的一个地铁站。1992年，邓小平南巡至此，宣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张。

　　今天，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数亿人已摆脱贫困。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工业，第二大亿万富翁群体和最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体。它还拥有地球上一些最富有、最强大的科技公司。

　　中国成功创造了自己的模式。它借用了一些西方的想法，同时也拒绝了一些想法。它在必要时向世界开放，并在它选择的时机踩下刹车。它设定目标，并且用政府资金支持它们。它解放其人民赚钱和花钱，但不许他们得寸进尺，要求谈一个更好的协议。企业家创建了现代中国，共产党让他们乖乖听话。

　　亚洲和拉丁美洲其他一些按照既定经济剧本走的希望之星陨落了。它们听从国际专家的意见削减预算，结果损害了增长。它们在为竞争做好充分准备之前就向世界开放，结果在全球动荡中栽了跟头。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在外部或内部力量威胁其统治的同时，缓慢而时有不情愿地进行改革。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期间，其他国家进入衰退，中国却变得更强。

　　中国经济现在成了西方典范之外的另一种叙事。然而，共产党为保卫其经济未来而做出的决定，使北京遭遇自天安门广场以来的最大考验。

　　它的目标是一个复杂的组合——刺激经济、净化国家的空气和水、以及满足其人民日益增长的期望——如今实现的难度更大了。它为刺激经济增长所做的努力导致了数万亿美元的债务，与此同时，中国的产业野心也引起了世界的警惕。

　　三十年来，中国一直在自由和威权之间做出平衡，如今，它可能会在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统治下过分倾向于国家控制。共产党可能会过分信任自身的能力，从而牺牲推动中国成功的企业家们。

　　或许到头来米尔顿·弗里德曼是对的。

　　又或许，中国仍然可以找到自己的路。

　　中国一次又一次被自以为很了解情况的领导人和经济学家低估。“不仅仅是西方国家，”出生在台湾但叛逃到中国的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说。“几乎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以及多边机构、学者和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