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习后时代超前部署

　　今年的中共国庆与中秋同一天，号称“双节”，但也让人想起“祸不单行，福无双至”，会不会是习皇的最后一个节庆呢？习近平将前华远集团董事长、红二代的任志强判了18年重刑，充分暴露习皇内心的危机感。此举也必然将他与红二代的关系陷于决裂状态而更难修补，从而抽掉了自己的社会基础。这一切，就像45年前毛泽东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一样，最后搞垮了自己。　　

　　2020年10月1日，民众在天安门广场的孙中山画像前拍照

　　1976年作为反毛政治象征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喊出了“秦皇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笑的是，现在却出现了一个习皇，而且同出于那块两千多年前产生、实行严刑峻法的封建专制制度土地上。

　　根据前中央党校党建教授蔡霞的说法，一些还追求改革的红二代经过反思，提出了“去习、非共、变革、和平”的目标，能够提出“非共”，显然已经认识到这个政党与体制的罪恶。但是如何去习，却要看他们的胆识。

　　共产党已经恶贯满盈，倒台将是天数，蔡霞的“和平”是中国民众对习后时代产生焦虑的安民告示。国共的史学家把辛亥革命后的联省自治、军阀割据乃至混战，描述的非常不堪，因而加深民众“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观念。其实，那个时代才是中国现代历史最进步的时代。倒是国共内战，尤其是共产党“统一”中国后的恐怖统治，才导致大量民众的不正常死亡。不过，为解除民众的疑虑，让习后时代的变革和平进行，现在应该超前部署，以免事到临头手忙脚乱。

　　其实中国的有识之士早在2008年起草的《零八宪章》，就为共产党倒台后的局势做了布局。因此，它基本上仍然可以作为习后的变革纲领。然而问题还在习后由什么人来主持贯彻新宪章，或者说，这个“临时政府”将怎样组成？

　　除了习家军以外，目前“去习”已经形成基本共识，非共也势在必行。但为了临时政府能够比较顺利运作，我认为先行利用、改造旧体制，并筹备自下而上的选举：

　　一，改组最高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鉴于现任委员长栗战书是习近平死党，必须予以撤换，由任志强出任（他曾经是人民代表），负责制定临时法规、监督各级政府运作、任命重要人事与筹备普选。为此，解除党禁、报禁、网禁。

　　二，废掉自上而下的各级党组织，但是留下李克强担任总理的国务院及地方政府，以维持经济与社会日常运作。其中负责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门，交由熟悉运作并享有崇高威望的维权律师掌控。

　　三，废除中共中央军委会，党军改为国防军。在习近平已经不是国家主席情况下，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暂时掌控军队，所有军事活动处于停止、待命状态。

　　四，废除战狼外交，撤除相关官员，由过去支持吴建民外交路线的官员领导外交工作。

　　除习家军与党职之外，其他人事基本不变更，然后看他们的不同表现再各自调整。鼓励各地方政府朝向普世价值的改革与彼此之间开展良性竞争，为地方自治创造条件，这也是基层稳定的需要。

　　临时政府需要新鲜血液推动变革，他们包括各界具有改革意识与工作能力的精英。例如，参与制定《零八宪章》的人士、公共知识分子、支持改革的红二代、维权律师、NGO代表人物、受迫害的宗教界人士，从狱中释放出来的良心犯等等。

　　习后时代是还权于民的时代，因此作为国会的人民代表大会将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也须集中最优秀的人才。而在临时政府的组成与运作中，必须防止原来习近平人马的渗透破坏，也必须注意投机分子、野心家的趁乱混入，并且争取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与援助，例如保障稳定的国际环境、对变革的指导，以及一旦出现物质匮乏的支持等等。

　　上述可能只是一场画饼，然而却是我们必须思考的超前部署，作为抛砖引玉。一个14亿人口的大变革，需要大家努力。改革必须付出代价，这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容忍共产党为非作歹而必须付出的。没有这个代价，中国人将永远被共产党所奴役，也为世界所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