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不得，中国有很多敏感点

　　北欧世界滑雪锦标赛将于下周在瑞典举行，但身在北京想关注这场赛事，刚巧又没有翻墙软件的人，要查看赛程、售票等基本资讯，可能会遇到些小麻烦。原因明显又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主办这个锦标赛的城市法伦的英文为Falun，与敏感词「法轮功」的拼音十分相似——尽管该城市人口不足4万，且瑞典早在1950年新中国仍受国际孤立时就与北京建交，绝对称得上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上述例子或者仅是来自审查软件对词义的误读，但同样可笑的「敏感点」，却布满在管理者的每一条神经中。例如一名关注法律学者关心市政管理，希望发动民众关心路边停车费的去向等看似可以公开的信息，推动政府工作透明化，但竟被警告这种行为被视为是尝试与政府「对着干」，甚至有组党的嫌疑。学者也只能打消念头，让路边停车费的去向，成为这个泱泱大国之都的又一个谜。

　　当然，「敏感词」更多出现在对媒体的管理上。笔者本周在询问一宗京郊回收市场遭断电逼迁的事件时，电话另一方的副镇长坦言，事件就是为了配合北京市清退低端产业人口的政策，但回答后又一番好意地表示，他以前曾负责宣传工作，这个话题对媒体来说相当敏感，劝笔者谨慎。言下之意，别看这个问题与多党制、军队国家化沾不上边，但笔者明显政治觉悟不够高，已经在触碰红线。镇长的反应比副镇长更为敏感，随即要求记者本人拿着记者证亲身前往政府，并通过镇的宣传部门联系采访，显然更接近官方应付「敏感话题」采访的标准程序：多走程序，少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