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死谢罪，是因为知耻近乎勇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的《菊与刀》说日本人是耻感文化，当蒙受耻辱之后，日本人必须谢罪——当然这个耻和谢，指向的都是外部社会舆论。倘若做了坏事天知地知无人知，那就压根谈不到耻辱和谢罪。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那是罪感文化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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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死来承担责任洗刷耻辱，在东亚范围内，其实是一种自古以来的传统。其根源大概来自于《中庸》中孔子的一句话：知耻近乎勇。

　　在文明的少年时期，人类通常都是轻生死的。“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李白《侠客行》里无限向往的就是这种古风。

　　春秋战国时代，重义轻生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信陵君窃符救赵操作中出主意的侯赢，等信陵君至晋鄙军中，即北向自刭。比如聂政刺侠累的故事中，聂政怕连累家人，自割面皮刺目剖腹而死；而聂政的姐姐聂荌不忍弟弟的名声不为世人所知，彰弟哭市而死。

　　唐宋时期，古风犹存。张巡许远南霁云守睢阳慷慨赴死，崖山陷落南宋十万军民举身蹈海，至此，中国人的少年时代就结束了。明清以降，八股取士，多得是苟且偷生，以死谢罪雪耻这种事情基本绝迹。

　　为何会如此？鲜廉寡耻固然是原因之一，更多的缘故可能是道德和耻辱的标准变更。公职人员只向权力的来源负责，而无需向升斗之民谢罪。所以官员自尽者固然为数不少，但还是给权力赋予者的交待——谢罪的对象是上级或者皇帝。

　　在经济学看来，人们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理性的。理性人的目标是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水平。这里的效用（utility）通常是个人的物质利益（如金钱和住房）和非物质利益（如权力和美女），也可以包括自己家属或相关人的利益。从理论上讲，官员选择自杀，一定是因为自杀带来的收益超过了自杀的成本。

　　以死谢罪或者以死血耻，是反理性反利益的考量。也就是说，死者所依据的准则是基于道德而非利益。本质上来说，这是当代人难得的勇敢。孔子倘若看到这一幕，估计也会摸摸胡子，道一句：知耻近乎勇。强哉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