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先知

安托南･阿尔托

第一次看到他这张着名的照片，是在巴黎地铁的一张海报上，我当时就完全被迷住了：

这是一张算不上好看的脸。瘦削而嶙峋的脸庞，紧闭的双唇透露着坚毅和隐忍，而那清冷孤高的眼神，夹杂着敏感、乖僻、叛逆、尖锐和睥睨一切的自信和悲凉。才发现作为戏剧迷，我竟然忽略他多时，他就是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

时间回到1947年，二战结束后，已经在精神病院关了九年的阿尔托终于重见天日。回到巴黎，恰逢橘园美术馆在进行梵高画展。那时距离梵高去世已经60年了，沧海桑田，艺术界和大众早已给了梵高应有的尊崇。当这个依旧一名不文的戏剧家走进美术馆，第一次看到那些色彩异常绚烂的花儿，漫天旋转的星空和表情扭曲的人像，他热泪盈眶，激动的几乎难以自持，一口气写下了《梵高：被社会杀死的人》。在这篇文章中，阿尔托认为梵高是“所有画家中最名副其实的画家”，赞美梵高运用他非凡的洞察力、超群的想象力和古怪的能量集中于绘画本身上，从而解读了自然万物的生命真相。人们通常认为梵高的画来源于他精神失常的幻觉，阿尔托却坚信“梵高的画中没有鬼魂，没有幻想，没有错觉。这是午后两点的太阳的炽热的真理。” 而最终，正是这些让社会 “不可容忍的真理”，导致了梵高的自杀。

这篇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独特评论，与其说是艺术史上一次难得的相遇，不如说是一个公认的“疯子”和另外一个公认的“疯子”的神交；与其说是阿尔托在另外的艺术领域里找到了他的精神知己，不如说在经历毕生的嘲笑、排挤、饥饿和电击的折磨后的一副似真亦幻的最后自画像。

在完成这最后作品之一的不到一年后，不知道是意外还是故意，阿尔托因过量服用致命剂量的药物，在贫病交加中离世，结束了他作为漂泊者、瘾君子和精神病患者的痛苦的一生。

1896年，阿尔托出生在法国南部的港口城市马赛，父亲是商船的船长，母亲则是父亲的表亲，双方都有希腊血统。他家境殷实，但出生的九个孩子接连不幸，不是死产就是夭折，作为硕果仅存的孩子之一，阿尔托一出生就是掌上明珠。四岁的时候他患了脑膜炎，这个如今常见的小儿病却差点让阿尔托送了命，从此他经常剧烈头痛、面部抽筋，埋下了精神疾病的种子。在肉体和精神持续处在剧烈折磨的同时，他却展现了对文艺产生了全方位的热爱，写诗、绘画、音乐，尤其是戏剧和文学。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像当时绝大多数的欧洲男青年一样，他被征召入伍。对于他这种天生带有艺术敏感体质的人，严酷和刻板的军队显然是最大的梦靥，很快就被送进了瑞士一家疗养院，并大量服用鸦片止痛，终生也未戒掉。疗养院期间，他阅读了波德莱尔、兰波和爱伦坡等人的作品，深受鼓舞，决定出院后成为一名作家。

1920年，在心理医生的建议下，阿尔托来到了巴黎，在各路思潮文化的流光溢彩当中，二十多岁的阿尔托选择了戏剧。因为一张让人印象深刻且还算英俊的脸、一双独具光彩的湛蓝眼睛，他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一名演员，在巴黎当时最重要的戏剧导演如吕涅•波、杜蓝等手下接受了系统的戏剧训练。同时，他还涉足方兴未艾的的电影，参与了当时一些着名的影片如《拿破仑》和《贞德的受难》的演出，虽然演的都是配角，但对角色大胆和强烈的诠释让他大放异彩。《电影界》杂志甚至将他列入候选明星演员的名单当中，但阿尔托似乎完全志不在此，他很快厌倦了作为木偶一样的演员角色，想突破限制，自己做导演，但一直没有成功。

《贞德的受难》里的阿尔托

此时，超现实主义运动正在欧洲如火如荼开展， 这是一场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潜意识”为理论基础的精神革命，也许那些背离传统、现实和理性而注重意识和直觉的主张，与阿尔托的精神气质自然的相吻合，他马上积极投入运动当中。但很快，正如一生中多次不可避免的情境那样，他和超现实主义者发生激烈争论，不欢而散。表面上是他批评对方伪装在形式和人文主义下，并不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内容的渗入，而事实上，他今后的岁月里一直没有脱离超现实主义的欣赏品味。然而他和运动的核心人物完全是两类人，超现实主义者在世人眼中已然特立独行，但他们其实是一群没有脱离尘世和享乐的“正常人”。而阿尔托其实无时无刻不在精神和肉体病痛的折磨当中，他从不知道什么是享受，也体会不到日常生活的欢愉，精神生活就是他的全部生活，而他的精神生活是高度提炼和纯粹严肃的，他眼中对生命的本质的追求就是唯一，完全容不下任何轻松和戏谑。可以说，终其一生，他的精神和思想也没有摆脱肉体痛苦的影响。

被轰轰烈烈的运动彻底排挤和驱逐之后，他自立门户筹办了“雅里剧场”和“残酷剧场“，亲自撰写剧本、编导、出演，为了剧院的成立到处发表文章，演说和宣言，到处寻找经济援助和演艺界的支持。结果却发现从头到尾也的确只是自己的一场独角戏，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回应和支持，剧场的唯一作品《颂西公爵》只演了几场就无法支撑。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彼时市面上流行的“大街剧”（Theatre de Boulevard）风格轻佻而愉快，内容就是各种世俗的鸡毛蒜皮和饮食男女，而《颂西公爵》则充斥着谋杀、乱伦和血腥，加上恐怖的舞台效果、音效和台词，让观众充满了强烈的不安和恐惧，不仅不觉得享受，简直是受尽折磨。可以想象，这样夸张的剧作就是放到今天也恐怕只能是“先锋中的先锋”，很有可能同样无人问津。在大多数人眼中，戏剧无非是茶余饭后的一种娱乐。

很遗憾，阿尔托自己不曾体验娱乐，自然也无法提供娱乐。娱乐从来都是他深恶痛绝和深深鄙视的，他的剧作内传达的反倒是痛苦。而他的文字大概也是最让人痛苦的阅读体验之一，里面充满了混乱、呓语和重复，他仿佛在撕开自己的心，把自己的受尽折磨的灵魂让所有的观众和读者体验一遍，而普通大众只是漠然转过头去，报之嘲笑。

当然，讨好观众从来不是阿尔托的目标，挑战观众的底线也不是，在他常常前言不搭后语的作品中，仍然时时闪烁着真知灼见，他真正的野心仍然瑕不掩瑜，足以让无数绝妙好文显得平庸。在他眼里，戏剧是严肃的、赋有使命的，这种使命既不是刺激感官，也不是进行社会教育，也不是完成某种政治或者道德的企图，而是更深刻而纯粹地直追生命的本质。

“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是个从来没有真正被解答过命题，而阿尔托的答案是“残酷”。是的，他一生饱受肉体上的折磨，精神上的躁郁，生活上的穷困潦倒，事业上的屡败屡战，社会上的轻视排挤，没有爱情也没有伴侣，他的人生是“残酷”的，可他从来没有屈服命运的安排，也没有顺从社会的潮流，没有在悄无声息中的苟延残喘，他的自我仍然熠熠生辉，仍然坚持着表达，这是怎样的生命力呢？是不是在历经磨难的过程里，在主流社会的桎梏和喧闹之外，他更有资格说什么是生命。

当欧洲人看到一战无情的炮火和毒气把一代有前途的社会精英变成成堆的难以辨认的死尸时，这群沉迷在“美丽时代”（belle epoch）的人们才突然意识到生命是如此残酷。而他们忘了，在一切的文明、理性和美感发生之前，他们茹毛饮血的祖先，曾经手无寸铁和野兽以及天灾搏斗，也曾走过中世纪的数百年的暗淡无光和血腥厮杀，即使在那个时刻，遥远的殖民地上依然浸泡着在侵占与被侵占的血泪史，在生命力的争夺当中，理性已然荡然无存，有的只是原始的动物性，一种生命的生存就是另外生命的毁灭。而数百数千年的物质和精神的积累，人们已经在文明当中习以为常，现在就有一个疯子跳出来，扯下人文主义那温情脉脉的面纱，说出了让人难以容忍的真相，这不仅是颠覆着数千年西方戏剧传统，还敲打和讽刺了那背后支撑的整个西方理性基础，向整个文明世界下了战书。

不破不立，阿尔托试图做到的是让戏剧真正破除“虚伪、怯懦、谎言”，通过舞台上的表演、动作、音效使戏剧成为一种认识自我的手段，让人们意识到隐藏人心当中，最原始的生命欲望的涌动。纯粹的生存欲望犹如在荒野求生的动物，必然脱去了文明的矫饰，充满了暴力和凶残，这种意识所带来的危险和恐惧如同瘟疫，不仅逼出了人心底的恶，洗涤了人们的心灵，同时也战胜了文明所带来的软弱和妥协，重获生命力量。而戏剧在感官上的影响力带来的这种独有使命，使它最终独立于文学等其他的艺术形式，真正获得独立。这也许是戏剧这一艺术形式诞生以来，最具使命感的追求。

这种对生命残酷的体验，阿尔托显然不想“独乐乐”，“众乐乐”也只是他的一厢情愿。戏剧史并不是没有展现过残酷，古希腊悲剧里那种一幕幕英雄被命运和自然的捉弄的挽歌，无不展现着生命的无常，个体的渺小和宇宙万物的无情。但那带着神秘的悲情的美感，不仅不让人望而却步，却把悲悯和感动深深植入观众的心灵。而阿尔托创作的戏剧实在太过重口味，且内容粗糙，违反或者超前了人们已有的审美基本体验，也注定了不受欢迎的命运。

尽管他一生的戏剧创作都乏善可陈，几乎都没有公演过，但为了配合残酷戏剧的观念所主张的一系列的戏剧形式却歪打正着，给几近走向陈词滥调的主流戏剧注入新鲜的血液，让这种艺术表达形式真正独立和重获新生。他主张摆脱传统戏剧对剧本的依赖，尽量减少固定的对白，以肢体语言和造型作为主要的基础，辅之以最原始的叫喊、咒语以及歌咏。剧作家退至其次，导演和演员则获得更为主体的地位：导演统筹整个戏剧的一切元素，营造神秘和崇高的气氛，使舞台如同一个充满诗意和神话的祭祀台，成为一个创作者而不只是一个管理者；而演员的表演则有自我情感的宣泄和即兴自主的成分，不按照剧本循规蹈矩。在这个剧场上，他摒弃繁复的布景，而要求绝对简单和纯净，而任何形式的表达都可以自由发挥，舞蹈、哑剧、手势、人偶或者面具都可以有一席之地。他还建议拆掉舞台，让观众和演员互动，主张人人可以参与的平民化而非贵族化的剧场。

这种形式的灵感，很大一部分来源于阿尔托对东方戏剧和宗教的迷恋。在他看来，东方戏剧里更为原始，运用大量形体和巫术，相比西方戏剧里面的用语言表达的心理冲突，更具有形而上的精神震感力。于是，在他的残酷剧场受到冷落失败后，他离开欧洲，开始在神秘文化中的寻根之旅。他先在墨西哥住了将近一年，靠讲座勉强维持生活，据说他的吸毒癖达到极点；然后他跟着向导骑马进入塔拉乌马拉山脉，作为唯一的外国人参加了印第安人围绕仙人球的礼拜仪式，深受感动；之后是爱尔兰，他狂热地寻找原始文化的守护神的手杖，在都柏林和警察发生冲突，被监禁后遣返法国，于是出现了开头的精神病院的禁闭。

九年间从一家精神病院换到另外一家，让他牙齿脱落，未老先衰，从曾经的美少年变成了一个形容枯藁、面目可憎的老人。出院时，他已经几年走到生命的尽头，而生命之火似乎不舍得熄灭，为的是再次推行他的残酷剧场，再次义无反顾站在不理解他的观众面前，当最后一次剧场落幕，虽然没有掌声，却也没有嘲笑，有的只是沉默。也许面对大多数特立独行，只会让大多数人感到矫揉造作，但面对这样直见性命的强劲和坚持，反观自己妥协于舒适地带的软弱，每个人都无法不多少产生敬意，无论是否赞同。

老年的阿尔托

尽管生前不改初心，阿尔托也未必想象到自己有一天竟然能引领主流时尚。他生活的年代，短短几十年历经了两次大战、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的西方社会，颠覆了过去几百年的稳定和一成不变，急剧的变革在各个领域应运而生，在他死后十多年后的六七十年代达到了顶峰。在美国的60年代反文化运动中，东方宗教、巫术和神话仪式，甚至滥用药物和对精神分裂的欣赏都大行其道。这些阿尔托当年玩剩下的东西让他一跃成为偶像，被反叛的年轻人捧上了天，奉若神明，写在标语中，刺在身上。讽刺的是，他当年拼尽全力的反对媚俗，现在却成为俗的一部分，他曾孤独守护的东西成为随处可见的流行文化。

除了短暂在大众文化中大放异彩之外，在艺术界，他也获得了长久的尊崇。且不说早期的荒诞戏剧的塞缪尔･贝克《等待戈多》、英国的彼得･布鲁克、乃至日本的铃木忠志、中国的孟京辉，可以说直到今天，各国的先锋戏剧家无不受其影响，戏剧领域大力肯定了他对戏剧发展的贡献和本质思考。而哲学家、诗人、舞蹈家、画家和音乐家也都深受到了他的启发和影响，整个艺术界的形式上，越来越像他当年推崇的样子发展。当在纽约看到近些年很火的剧《sleep no more》的时候，我激动万分，几乎看到阿托尔的残酷剧场变为现实，虽然是更加能被接受的现实，但当全社会的审美悄然变化，观众已经可以享受并且赞许当年的荒谬。阿尔托提供了另外一种范本，艺术家们不仅可以具有社会使命，为社会发声，还可以更进一步，引导时代，披上先知者的外衣。

在先知者的死后荣光中，他依旧是那个疯子。学他的人不少，但他的经验依旧是个体的独特的，精神疾病和肉体的痛苦使他长期困扰在意识和文字表达脱节的折磨当中。他语无伦次，各种精神系统问题错综复杂，而这一切竟然让他超越了痛苦，凤凰涅盘般让戏剧脱离文学的桎梏。可以说，没有他的疯狂，或许就没有他的创造力。而疯狂的定义永远是针对大众的，一个人的自我走向极端，和大众差别越大，他就在世人眼中接近疯狂。在大众冷漠的时候，他独自狂热，他会被当做疯子，但如果大众狂热，一个冷静的人或许也可以被成为疯子。而社会对待疯子的态度通常是不理会不容忍，甚至迫害和虐待，即使有时候那不过是自愿“发疯”。

没有对社会的伤害无所畏惧的疯狂，一个人或许不能完全自由的创造，也不会这样笃信地一次次面对冷落和排斥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这也许是为什么人们说天才和疯子只是一线之隔。但一个人只能表达他所信的，却不能使人相信。所以像阿尔托这样的疯子最可悲的是，他们的声音以反对主流和社会为己任，而却不得不依靠社会的力量去得到传播。生前为自认为的真理众叛亲离，身后却高高在上地享受大众爱戴，他从来自己说的不算，拒绝和爱戴他的人或许都不曾真正理解他，这不知道是一种幸运还是不幸。

不可否认的是，符合大众认可的思想和行为，最多只是锦上添花，而各种新的思想和进步在最开始总是独特、疯狂和怪异的，甚至离经叛道的，尽管并不是所有的离经叛道都会带来变革。如果不能容忍这种离经叛道，不能容忍拒绝和伤害，就等于关闭了打开人类进步的任何可能。作为一个充满缺陷和失败的人，阿尔托反而完美诠释了“人”的精神和尊严，用生命呼出了个体可以发出的最强音，正如他描述凡高的那句话：

“那是一个宁可在人所理解的社会意义上发疯，也不愿违背人性荣耀的某种高贵理念的人。”

（作者斯麓，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