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还有前途吗：张文宏保卫者们的伦理困境

　　张文宏抄袭事件最近在大陆被炒得纷纷扬扬。保卫张文宏的人认为张文宏的抄袭是小问题，瑕不掩瑜，甚至不算抄袭，不应该用一个小问题把一个本来在抗疫过程中有自己的见解（比如“与病毒共存”）而且敢言的张医生打下去。批评张文宏的人认为抄袭就是抄袭，如饶毅（首都医科大学校长）在“站队轻如风，学术重如山”一文中所说，学术标准不能废弃。

　　本文首先讨论张文宏论文到底有没有抄袭，然后看保卫张文宏的人为张文宏辩护所用的“动机论”、“道德论”、“时代论”、“定义论”及其伦理困境。

一个事实的判断：张文宏到底有没有抄袭

　　2021年8月23日，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发布通告，说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附录综述部分存在写作不规范”，但是“不构成学术不端或者学术不当行为”。该委员会“根据原上海医科大学1999年1月修订的《科研型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细则》，认定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符合当年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

　　但是这仅三行字的通告，既没有定义什麽是学术不端或者学术不当行为，也没有说上海医科大学对博士研究生的论文要求里面有没有不能抄袭的说法。这显然是非常轻率、不负责任的一个通告，无法消除人们对张文宏论文抄袭的质疑。

　　实际上，只要对照一下张文宏论文的综述部分和被抄袭的黄海南和韩金祥论文，人们就会发现前者的确有3000多个字抄自后者，只有小结标号、所引文献标号不同，还有一个小结的标题换了两个字，加了一个字，另外还有抄错的地方。这3000多个字的抄袭，均未标明出处。方舟子还发现即使在综述部分，张还抄袭了另外一个作者，而且论文的主体部分也主要是抄袭的结果。这些复旦大学就没有再深究了。

　　199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缩印本）定义“抄袭”为“窃取别人的文章以为己作。《红楼梦》第八十四回：‘不能自出心裁，每多抄袭’。”可见在古代，人们就已经知道什麽叫抄袭，更不用说现代了。就是上海医科大学1999年的研究生培养细则，也不可能纵容抄袭。显然说抄袭符合当年对博士论文的要求，是罔顾事实的。

　　在1990年代，抄袭剽窃之风的确已经被称作“学术黄祸”，“席卷南北，横贯东西”，很多学术重镇都已沦陷，包括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南京等地高校（见杨守建，《中国学术腐败》一书，第77页）。最出名的抄袭案之一是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教授胡黎明的博士论文抄袭。胡教授被发现其1991年的论文从模型、数据到表述方式等都有非常严重的剽窃现象，而且是有意的、大范围的、系统的抄袭（同上书，第12页）。1990年代另外几个大的学术腐败案件还包括“王同亿事件”和“徐德江事件”等（同上书，第5页）。

　　监于当时抄袭问题的严重性，1990年代不少学术杂志和报刊开展了一个关于学术规范的大讨论（同上书，第204-205页）。在这种情况下，张文宏同学实际上是“顶风作案”，显然没有考虑到后果。

　　无论如何，张文宏的博士论文显然是有抄袭的问题。这一点即使从复旦大学的通告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尽管该通告轻描淡写，犹抱琵琶半遮面。而且复旦大学对张文宏博士论文全文的质疑，也没有再作任何回复。不过更有意思的是专家学者们对张抄袭的反应。

张文宏保卫者们的“动机论”、“道德论”、“时代论”、“定义论”及其伦理困境

　　实际上保卫张文宏的人大多都没有否认张文宏抄袭，只是寻找各种理由转移对张文宏抄袭问题的批评，为张文宏抄袭辩护，这就使他们陷入了一个个的伦理困境。

　　我们先来看“动机论”的问题。伯克利计算机系非永久教职教授马毅认为张文宏抄袭的确是学术规范有问题，但是揭发张文宏抄袭的人动机不是要维护学术规范（“毅马当闲”微博，8月16日）。他没有讲这些人的动机是什麽，但是他认为或许这些人剑指很多现在身居高位的20多年前毕业的博士生（同上，8月15日）。他说要警惕“大字报回归”，他怕有了第一张大字报，就会有第二张，第三张等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尽管马毅并没有说学术规范不应该建立，但是这种对动机的质疑，即使是对毛左动机的质疑，无疑扭转了对抄袭本身的质疑。这是一个维护学术规范的理想主义和质疑动机的现实主义（为了达到不伤害好人的目的，需要质疑人们打假的动机）的伦理困境。两者似乎很难达到和谐统一。

　　财新传媒社长、中山大学教授胡舒立认为保卫张文宏，就是保卫“一种专业而正直的科学人格，一种刚直而善良的常识人格，一种让我们对正义充满信心的清朗人格”（见8月16日财新客户端）。换句话说，打假张文宏，就是对科学、常识、清朗的攻击。

　　的确，毛左是把张文宏的“与病毒共存”的观点看作是与“西方对我国的要求一脉相承、高度契合”，是在“抑制中国、拖垮中国；误导中国再次深陷疫情的泥潭、避免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安全的净土”，“无论其主观意愿为何，都是在客观上迎合了美国和西方对我国的战略打压”（杨启，“张文宏事件，是中西方文明冲突的转折点”，《乌有之乡》，2021年8月17日）。他们认为让张文宏“走下神坛，则有可能中医兴、中华文化兴、中国制度兴、中国人民兴”。毛左攻击张文宏，的确是对科学、常识、清朗的攻击。从这个角度上保卫张文宏，的确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因为有的人有不好的动机，就否定了人们对抄袭本身的批评，似乎也说不过去。如上所述，这是一个伦理困境。

　　其次还有“道德论”。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张泰苏教授认为抄袭固然可恶可悲，但是“不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批评别人，而不先去反思自己是否能在那种风气下做得更好，本身也是一种道德上的懒惰，甚至是不负责任”（张泰苏微博，8月15日）。反思自己固然是对的，但是自己有问题就不可以说别人的问题吗？这个似乎也说不过去。这也是一个伦理困境的问题。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的“道德论”就更让人叹为观止。他说打假张文宏的方舟子“可能就是一个为了沽名钓誉，可以牺牲一切是非观念和道德准则的恶人。他说的所有的话，无论有多少科学的幌子，都必须警惕”。方舟子是个恶人，是因为他“对于一个处于困难中的、正在为社会避免更大的灾难而努力的好人落井下石”（见杨帆51微博，8月18日）。那麽为了保护一个好人，可以将他的批评者打成坏人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和为了保卫毛泽东，就不管毛泽东到底有没有问题，而直接把和毛泽东不和的刘少奇打为叛徒、内奸、工贼有什麽区别呢？

　　第三是“时代论”。张泰苏认为批判张文宏，是“以超出时代背景的道德标准去要求个人”（出处同上）。中国政法大学的杨帆教授则将“时代论”演绎的更为惹眼。他说“张文宏的博士论文，是二十年前写的了，当时没有那麽严格，中国人还在说‘天下文章一大抄’呢”（杨帆51微博，8月15日）。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如前所述，中国人在古代就知道抄袭不对，1990年代已经对各种抄袭案件进行了大讨论、大批判。学者们不可能不知道抄袭是不对的。对抄袭的批判并没有超出时代背景，“时代论”的辩驳是乏力的，而且是掉入了自己所设的道德陷阱的。

　　第四是更荒唐的“定义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副教授吴丹红说“张文宏博士论文中综述部分可能存在不规范，但算不上抄袭，因为那并不是研究的主题内容，也没有原创性的贡献”。国际贸易专家梅新育认为抄的不多，不算抄袭（上面两位的观点，见杨帆51微博，8月18日）。杨帆甚至说“综述部分只占论文的4.3%，没注明出处，也不算不规范”（杨帆51微博，8月23日）。在综述部分的抄袭不算抄袭，抄的不多不算抄袭，甚至连“不规范”都谈不上。这些都是对抄袭的奇葩定义，是有悖于学界对抄袭的一贯定义的，即只要将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就是抄袭剽窃无疑。杨帆他们这个“定义”站不住脚，而且和研究伦理相冲突。

结论

　　平心而论，那些保卫张文宏的专家学者，尽管找出各种理由为张文宏辩护，但是基本不否认张文宏论文的抄袭问题，或者说学术不规范的问题。他们并不是不知道抄袭剽窃的危害以及背后的原因。连杨帆自己都说中国抄袭屡禁不绝，原因是“党政领导控制学术评审，剥夺【了】教授群体的话语权”（杨帆51微博，8月25日）。杨帆说自己是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校方却不让他参加学校对抄袭问题的评审，说他“动机不纯”。其实坚持上面这些为张文宏辩护的观点，不就正是杨帆们在自毁长城吗？他们于是不被重视又怎麽能怨得了别人呢？他们在为张文宏辩护的时候，不是就陷入了一个伦理困境，在作茧自缚了吗？

　　所以说中国学术的抄袭剽窃等问题，除了领导的问题之外，还有上述学界有影响的人士自己对抄袭的错误认识问题。不少人对抄袭的态度是“别人做，你不做，你傻呀？”2008年中国科协的一项调查发现，39%的博士认为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值得同情”，23%的博士认为“可以原谅”（吴苾雯，《向中国大学说不》，第57页）。从张文宏事件来看，现在同情抄袭的人比10多年前可能只多不少。但是如果连饶毅说的不造假、不抄袭的底线都守不住的话，中国学术还有前途吗？

　　看到一个被大家所喜爱的医生栽在论文抄袭这个问题上，的确是很痛心的事情。我原来以为只要张文宏认个错，事情就过去了。毕竟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吗。现在看来问题不是这样简单。在抄袭剽窃问题的背后，是更大的结构和文化方面的问题，比如官官相护、不认是非、利用学术腐败为自己谋利，以及本文所叙述的学界人士的种种糊涂思维等等。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任重道远啊。（作者：郝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