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把果冻钉在西方的墙上

善于修墙的中家，在网络上修建了一道比柏林墙牢固千百倍的高墙。（汤森路透）

中国成功地建造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网际网络，受其严密控制，井然有序，而且不容一丝异议。

                                                                                                                詹姆斯·格里菲斯

农夫与蛇的故事：谁帮助中国成为网络大国？

一九八七年九月，德国西门子公司将最先进的大型电脑主机运到北京，中国购买这台昂贵的机器得到了世界银行条件优厚的贷款——世界银行认为，帮助中国落后的科技实现现代化是其当务之急。

西德商人维尔纳·措恩（Werner Zorn）是此事的主要推手。他不眠不休地工作，从不得贩售电脑给共产集团国家的冷战禁令中寻找漏洞，以便将这台超级电脑出口到中国。

措恩在中国的合作伙伴是王运丰，此人是机械电子工业部下属的中国兵器工业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的教授——从这个机构的名称就可看出，中国引入电脑技术，一开始就是军用，而非民用。

这件买卖是在西德与中国之间进行的，但作为北约成员国的西德，必须得到北约盟主美国的同意。彼时，美国仍延续基辛吉的大三角战略，即便是最反共的雷根政府，都批准出售若干先进武器给中国，以提升中国对抗苏联的战力，而中国与苏联的对抗，又能将苏联的相当部分兵力牵制在远东，从而减弱苏联在欧洲咄咄逼人的态势。所以，美国对此一买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四日，王运丰一个字一个字，以德文和英文（当时还没有办法输入汉字）键入了一句话：“越过长城，我们可以走向世界。”接着，他意气风发地写道：“这第一封电子邮件从中国送入国际科学网络。”他补上自己和措恩以及十一位同事的名字，按下送出键。但什麽事都没有发生——出错了。这封电子邮件还要再等六天才终于送达，但终归缔造了历史。美国记者、研究中国网络问题的专家詹姆斯·格里菲斯（James Griffiths）的《墙国志》一书就从这里写起。这本书与其说是一部中国的网络发展史，不如说是一部中共如何控制和利用网络、走向数位极权主义的历史。

王运丰否定式地使用“长城”这一象徵来表达中国人“越过长城、走向世界”的雄心壮志，绝非偶然。在那个千家万户观看《河殇》的时代，在那个“走向未来”丛书洛阳纸贵的时代，“穿越长城”是中国人共同的心愿，即便是王运丰这位在体制内效力的工程师也不例外。然而，如今看来，王运丰的愿望实在是过于天真了。

后来的中国，不仅成了网络大国，用习近平的说法，还将成为“网络强国”。但是，中国人并未“越过长城”，反倒在网络上修筑起一道比长城还坚固、还厚实的“大防火墙”，把诸如脸书、推特、谷歌、维基百科等西方的社交网站和资讯网站隔离在国境之外（这些西方网络巨头，都曾帮助中国走进网络时代，试图在中国庞大的市场中分一杯羹，结果全都铩羽而归），也把所有批评中共政权的声音全都剔除地一乾二净。这个善于修墙的国家，在网络上修建了一道比柏林墙牢固千百倍的高墙。网络这一新科技及其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未能瓦解中共的统治，反而坚固了中共的统治。中共对网络的控制和利用，甚至比对付传统媒体还要得心应手——虽然作为半文盲的习近平只会伸出一个手指头来敲打键盘。

没有强国，只有墙国 

二零零零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一场演讲中乐观地宣称，网络的发明能够帮助自由的扩展。他说：“毫无疑问，中国试图压制互联网。祝他们好运。那就像把果冻钉在墙上一样。”他认为，互联网最终会把中国推向民主。一个国家怎麽可能控制如此自由流动的东西，同时还指望保持科技的活力？肯定是要付出点什麽的。然而，他错了，而且错得一塌糊涂。他的关于果冻的比喻太过轻率——中国共产党不仅将果冻钉在国内的墙上，还充满挑衅意味地钉在西方的墙上。

网络刚刚在中国出现时，中国的民主人士也像克林顿那样乐观，认为网络会加速中共的垮台。刘晓波在一篇文章中生动地描写了网络出现前后他个人写作生涯的重大变化：在没有网络的时代，他为西方媒体写稿，只能写完后骑自行车到外国记者的公寓中，用他们的传真机将文章传出去，这个过程耗费的时间精力甚至超过写文章本身。有了网络之后，他不用出家门，只需要在电脑上按一个键，就能将文章的电子版发出去。然而，这种乐观气氛没有维持太久，中共的黑手很快伸进虚拟的网络世界，甚至连“网络主权”这种强词夺理的概念都应运而生。

当中共压制维吾尔人的反抗时，瞬间就将一百六十六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全部断网。詹姆斯·格里菲斯写道：“过去，帝国当局在中国境内施行政策前，会先拿新疆当试验场，同样的做法，这个区域现在被用来试验新的控制政策，这回是无比先进、侵入生活各方面的安全监控，将让老大哥相形见绌。”书中写到作为反抗者和作为压迫者的两个代表：作为反抗者，性格温和的大学教授伊利哈木，因为在网上发表批评北京当局的言论，而被判处无期徒刑。二零一九年，伊力哈木荣获欧盟的沙卡洛夫人权奖。二零二一年，中国邀请欧盟外交官访问新疆，参观其精心打造的波坦金村式的样板屋，欧盟提出会晤在监狱中服刑的伊力哈木是访问新疆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中国予以拒绝，并谴责说，欧盟“要会见伊力哈木这样的违法犯罪分子，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不尊重”。

作为压迫者的代表，帮助中国政府将伊力哈木及百万维吾尔人送入监狱和集中营的高科技公司商汤科技，从为中国公安部提供的技术服务中赚翻了。这是一家标榜拥有全球最先进的“智慧监控”和脸部辨识技术的公司。正是在此类公司的帮助下，新疆警察局已安装一套人工智慧情绪侦测软体，该系统侦测分析脸部表情及皮肤毛孔细微变化，其目的是在“毫无任何可信证据情况下进行预先判断”。一位元软体工程师揭露说：“中国政府将维吾尔族当作各种实验的测试对象，就像实验室里的老鼠一样。”

网络并未给中国带来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网络也没有形成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舆论和压力集团。反之，人们来不及用网络作为反抗的工具，网络成了共产党奴役民众的利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驻中国记者加蒂·艾普斯坦（Gady Epstein）指出，网络本来应该帮助中国民主化，但是它却让这个专制国家加强了控制。中国这个一党专制的国家雇佣了大批网络员警、网络专家和网络宣传人员过滤、监控和引导中国网民。中国专制政权不仅在互联网环境中生存下来，而且还显示了驾驭新技术为自己服务的技巧，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控制社会，并且成为其他压迫性政权效仿的榜样。

新西兰研究政治与传播问题的学者安妮-马里·布莱迪在《行销独裁：当代中国的文宣与思想工作》一书中，有专门的章节讨论中共如何使用各种手段对中国民众进行政治宣传，全面控制包括网际网络在内的所有传播媒体，以专职人员筛去不利自己的新闻，美化中国的经济成长，丑化美国和西方人民的生活，主导舆论，转移话题，运用网络评论员即时驳斥“反动言论”，作全体人民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又提供大众喜好的电玩游戏和娱乐新闻，使得网际网络成为中国人的“虚拟的心灵监狱”，被催眠的中国人逐渐认为是共产党赐予他们幸福生活，他们可以“娱乐至死”。

如果“中国梦”成为“世界梦”，世界将变得怎样？

中国是一个山寨大国，在网络世界更是花样翻新。西方的每一个热门网站，在中国都有一个替代品——中国人骄傲地宣称，他们不再需要跟国际接轨，中国自成一个网络世界。詹姆斯·格里菲斯形容说：“本来它是一座被墙围住的花园，有许多梯子往外伸，如今逐渐变成越来越无从穿透的铁桶。”

如果说网络是一个战场，中共很快从防守转向进攻，中共将果冻钉在西方的城门上，当做宣战品。中共从来不满足于奴役本国民众，还想恢复世界帝国的地位，乃至最终取代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

中共的防火墙影响的不仅仅是墙内十三亿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更影响到墙外所有人的命运。（汤森路透）

习近平还是王储的时候，就在访问南美途中对西方骂骂咧咧，说既然中国不再“输出革命”，西方也就没有权利对中国说三道四。是的，中国确实不再像毛时代那样四处煽风点火、颠覆他国政权，但如今的中国除了输出铺天盖地的廉价商品（包括毒饺子、毒包子、毒奶粉、毒玩具以及中国武汉病毒）之外，还免费输出其精准、娴熟的网络控制术，帮助其难兄难弟维持独裁统治，并以此赢得更多的盟友——哪一个独裁者不需要此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九阴真经》呢？

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全然颠倒了：过去，是苏俄出钱、出武器、出顾问帮助中共夺取政权，苏俄是中国的老大哥，中国向苏俄“一边倒”，毛泽东唯一一次出国访问时到莫斯科朝圣，在中国宛如皇帝般目空一切的毛泽东，在斯大林面前毕恭毕敬、耳提面命；如今，是中国帮助俄罗斯建立防火长城、打击来自西方的“前所未有的资讯压力”。普京的前顾问、俄国政治学者谢尔盖·卡拉加诺夫（Sergey Karaganov）认为，一场新冷战已经开打，上一次的冷战俄国失败了，但这一次俄国有可能赢，因为“中国现在是在我们这边，是一个巨大的战略资源，它利用了西方的大部分军事和政治力量”。

中国的网络控制术还传播到很多非民主自由的国家。本书中有专门章节描写中国如何帮助在乌干达掌权三十多年的独裁者穆塞维尼控制网络。该国的通讯设施都是中国公司华为等帮助建设的，中国同时协助该国的秘密员警过滤和审查网络，坐实了人们对北京涉入非洲事务最深切的恐惧。该国的异议人士尼齐指出：“穆塞维尼选择照搬中国施行的一些最恶劣的政策，实在不要脸。……这块大陆的政府正从中国输入一种事物，而其人民至不乐见：一种作风高压的威权主义，控制滴水不漏的文化。”显然，这是一种更可怕的新殖民主义。中国声称它在近代史上深受西方殖民主义之苦，如今它却忘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祖训，发展出一套用“一带一路”包装的劣质殖民主义。

中国向一个个国家逐一传授其以网络控制为核心的统治术（中国模式），还企图将若干国际组织导向“中国化”。中国同俄罗斯等国结盟，在如何管理互联网问题上，形成了一个在全球对抗西方民主国家的同盟。中国的外交代表对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下功夫，一点一滴削弱支撑全球网际网络、让网络保持自由的规范和规则。为中国宣传的人士，黑手已经伸进好莱坞和国际媒体，以便控制并压下对中国的所有批评。

本书中描写了《大参考》创办人李洪宽以及翻墙软件自由门在这场网络之战的节节败退——个人或小型公司的力量难以抵抗中国以举国之力的压制；中共挟经济和技术的雷霆之力攻城掠地、所向无敌——异议分子和批评者走到哪里，中国政府赞助的黑客骚扰就跟到天涯海角，破坏掉削弱防火长城的尝试。二零零八年的北京奥运会上，中国提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可怕的口号，一旦“中国梦”成为“世界梦”，世界即跌入万劫不复之地狱。

不知何为羞耻的硅谷巨头，是发大财，还是自套绞索？

中国从网络科技的后来者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超级墙国”，当然离不开西方高科技巨头们的支援。这些西方高科技公司，心甘情愿地成为中共钉在墙上的果冻——克林顿等政客也是如此，他多年来游走于太平洋两岸，攫取巨额游说经费，既然可以发大财，当果冻又何妨？

美国和西方的跨国公司认为，他们进入中国是雪中送炭；然而，对于热爱自由的中国民众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助纣为虐。

其中，最具典型性的是由雅虎-师涛案——雅虎将其用户师涛的资料提供给中国国安部，正是这些资料（师涛用雅虎信箱给海外媒体发送了一系列批评中国政府的文章），导致师涛被判处十年重刑。刘晓波严厉批评雅虎的做法，并且呼吁全球用户抵制，“见利忘义者未必就能收获丰厚的回报，更有可能是义利两空”。果然，十多年后，雅虎黯然收摊，固然不是用户抵制的结果，却也符合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

美国国会议员、纳粹集中营幸存者兰托斯将雅虎总裁杨致远传召到国会，厉声谴责这家公司是“资本上的巨人，道德上的侏儒”。当时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我，在电视上看到杨致远在现场向就坐在他后面一排的师涛的母亲鞠躬道歉的场景——那是少有的正义得以彰显的时刻。另一个相似的时刻是作为苏联难民之子的谷歌高管布林，为了信守谷歌“不作恶”的座右铭，毅然关闭谷歌中国、退出中国。耐人寻味的是，两位难民之子从自身的切肤之痛中得出不能向极权主义低头的结论，而这样的结论并未成为西方主流社会的常识。

更多时候是“黑暗之心”占据上风。《墙国志》中记载了另一场美国国会听证会，网络巨头们与国会议员们火花四溅的对话。兰托斯谴责这些公司如同当年与纳粹合作的德国公司西门子或美国IBM公司，他们打着“尊重当地法律的幌子”，却沦为中国政府的仆从，运用其先进科技帮助中国政府实现审查并迫害异议人士，并当面质问他们说：“你们觉得羞愧吗？”

谷歌的代表回答说：“我不羞愧，我也不会引以为荣，我觉得你的问题不公平，我们在造福敝公司的中国用户。”微软的代表回答说：“我不熟悉那段历史。”他进而自我辩护说：“如果我们离开中国，中国公民会有所损失。”

然而，同样是这群人，在北京出席富丽堂皇的公关活动时，却拿出另外一套说法，低三下四且卑躬屈膝：“我们踏进一个国家，业务才刚起步，就对别人怎麽经营那个国家说三道四，我认为是自大的行径。”他们摇身一变，背诵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发言稿来，如此诚恳、如此流畅、如此理直气壮。列宁说过，资本家会把绞索卖给绞死他们的无产阶级。不知何为羞耻的硅谷巨头们，就是这样的资本家。

中共的防火墙影响的不仅仅是墙内十三亿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更影响到墙外所有人的命运。中国的微信成功地将数千万海外华人的精神生活拉回不自由的墙内，就连对中共暴政深恶痛绝的流亡藏人都不由自主地使用这一在中共严密监控之下的社交媒体——我在海外极少遇到像我这样从来没有使用过微信的海外华人。中国的抖音居然成为西方青少年每天都离不开的社交媒体，人们长期浸淫在那些弱智化的短视频中，最终沦为丧失自由意志的、被野兽吞噬的羔羊。自由正在丧失，危险正在降临。詹姆斯·格里菲斯如此警告说：“北京对香港、台湾和其他地方的批评者，以资讯战大动干戈，中文读者不惮身处资讯战的前线，也为中国的审查制度付出代价，即使他们是在防火长城外持续度日。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所有读者，了解这套体系是怎麽建立的；以及，如果要在网际网络还称得上自由开放的地方，保护给它的自由与开放，我们还能做什麽。”期盼每一个使用网际网络的人，都能挺身而出，为自由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