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民主能复兴吗？

美国这座光明的“山巅之城”过去曾为众人所向往，近十馀年来却与民主制度的命运类似，备受质疑与挑战。（汤森路透）

复兴美国民主之钥？简介普特南与社会资本理论

在人类的漫长历史上，专制统治居多，民主制度通常是例外。完全摆脱君主统治的现代民主制度，诞生于十八世纪末的美国独立革命，此后民主化的三波浪潮虽然在地理范围上不断扩张，直到二百多年后的二十一世纪初期，民主制度所涵盖的地球人口总数才超过一半，此后连续倒退十馀年，勉强维持半数，迄今形成以美国霸权为首的民主国家，与中国、俄罗斯等威权体制分庭抗礼的局势，而台湾也成为这一波威权化浪潮与民主对抗的前线之一。

在这个蜿蜒曲折的全球民主发展之路上，美国建国之后经历向西扩张国土、解放奴隶的血腥内战、镀金时代与进步时代、大战期间的新政到民权运动，二百多年来波澜壮阔推动国内民主改革的历史，往往是其他国家借镜的主要对象。在一九九○年代，自由主义下的美国全球秩序似乎所向披靡，即使是九一一的恐怖攻击，也无法摧毁世人对美式民主的信任，这个光明的“山巅之城”过去曾为众人所向往，近十馀年来，却与民主制度的命运类似，备受质疑与挑战。

冷战结束后美国推动的经济全球化有时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然而二○○七年后的金融海啸引爆全球大衰退，震央就在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对此一共识造成重大挫败，对美国民主制度优势的质疑，不仅来自外部的霸权竞争对手例如中俄等国，也来自国内的金权政治与贫富分化，导致选民的两极化与民粹主义者的崛起，例如前总统川普所带来的政治挑战。

《国家如何反弹回升》是一本与美国民主衰退正面对决的钜着。针对美国政治与社会所面对的内外危机，本书试图解释其根源与解决之道：如同十九世纪来到美国的年轻法国仕绅托克维尔，发现活跃的结社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作者认为公民社会的发展与衰退，是带动美国兴衰的根源与潜在的动力。

社会资本与民主的兴衰

普特南（Robert D. Putnam）是当代美国影响力最大的政治学与社会学者之一，在一九八○年代就因为在国际关系双层博弈理论分析而声誉鹊起。随后一系列针对结社的知名研究，打造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研究社群，也使得这个概念成为二十一世纪社会科学文献里最常被使用的关键字之一。

虽然社会资本一词在英语世界早已出现，其概念是透过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重新诠释，才开始受到学术界重视。布迪厄将社会流动的领域与筹码分为至少四类，即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每一种资本领域有其相对自主的统治阶级与游戏规则，形塑独特的积累方式与互换的“汇率”，例如文化资本需要长期培养，拥有经济资本的财阀不一定能够获得高贵的艺术品味等文化资本、也未必会成为政治领袖。

对布迪厄来说，社会资本是在持久互惠的人际网络中的潜在资源，行动者可以动员这些资源来追求其他社会目标，因此衍生出个人层次的社会资本理论。其中，台湾旅美社会学者、中央研究院院士林南对此进行了深入且广泛的研究，发现无论在西方或华人社会，“关系”都很重要。一个人的社会资本即“关系”或“人脉”，包括所认识的人数、所认识的人的社会地位高低、与交往广泛程度等，会有助于个人获得好职业、提高收入与促进身心健康等优势。东西方文化虽有差异，例如华人更靠亲属，西方多靠朋友，但人脉广总是有用的。

相对于林南的个人社会资本理论，普特南探讨的主要是社区或整体层次的社会资本。在《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义大利的公民传统》一书里，普特南与其合作学者对照了北义大利与南义大利的历史、当代的经济发展与民主满意度等指标，发现北义大利的经济成长与民主效能非常卓越，而南义大利则受困于低度发展、政治贪腐与黑帮横行。同为一国之内，制度设计类似的地方民主政府，为何南北义大利形成了这麽大的政治、经济制度绩效落差？

回顾十九世纪中义大利统一之前的历史，北部长期实行城邦民主或寡头自治，政治权力分散、民众热中政治参与和集会结社，公民社会发达，南方则在西西里王国统治之下超过八百年，民众受到天主教会影响甚钜，与政治人物形成个人忠诚式的派系与恩庇关系。普特南在该书中提出，北部义大利的政治绩效并非来自政治制度或经济发展本身，而是公民参与所形成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的测量方式包括工会会员数、非政府组织的密度、自由媒体的数量等，一个城市的社会资本愈丰富、其经济成长率与政治满意度就愈高。

借用教育社会学家柯尔曼（James Coleman） 与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伊莉诺．欧斯壮（Elinor Ostrom）的解释，普特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能够藉由促进协作来改善社会效率之社会组织特性，例如：规范、信任和网络。”普特南指出政治哲学当中的两个传统：第一个是霍布斯的巨灵比喻，认为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状态将导致无法限制的暴力冲突，因此需要一个独裁者来压制众人、形成国家；另一个是洛克的社会契约论，认为统治权来自众人合意的社会契约而非暴力。现代政府统治最重要的绩效来自公共财的投资，包括治安、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乃至于教育与健康等具有高度外部效益的支出，这些投资面对集体行动难题，例如白搭便车与囚犯难题，导致公共财的供应短缺， 而社会资本有助于众人同意与合作的绩效。若是社会资本充足，可以大幅减少政府强制力介入、提高众人合意加税与投资的机率与减少搭便车的行为，也会提升政府供应各种公共财的数量与品质，形成洛克式均衡，这正是北义大利发展优势的来源。

在一九九三年《使民主运转起来》经典着作发表之后，社会资本理论大受好评，无论是个人或集体层次的社会资本研究版图迅速扩张，影响了许多社会科学领域，例如有研究发现社会网络有助于科技创新与企业发展等，但普特南本人更关注美国公民社会的分化与政治绩效的衰退。在《独自打保龄》（2000）一书中，普特南用保龄球馆的数量来测量美国社区的社交活动，此外也包括其他指标，显示美国的各种公民社团会员人数逐年衰退，使得美国民主前途堪忧。本书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视为《独自打保龄》论点的扩大与更新。

对美国民主制度优势的质疑，不仅来自外部的霸权竞争，也来自国内的金权政治与贫富分化。（汤森路透）

社会资本怀疑论的挑战

在二十一世纪初，社会资本理论获得进一步开展，学者将社会资本进一步区分为多种类型，例如在灾难社会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将社会资本分成三类：牵绊式（bonding）、横跨式（bridging）与纵连式（linking）社会资本， 对于灾后重建的“韧性”（resilience）发挥显着的作用。整体而言，认为社会资本对于经济发展或公共政策有正面作用的相关研究，仍蔚为主流，也有少数跨国比较研究，开始探索造成公民社会发展或衰弱的前提或决定因素。

然而，社会资本在实证研究里的操作化与测量非常分歧，导致所谓的“内生性问题”（endogenous problem），也就是因果倒置，比如有人认为是经济发展导致公民社会参与而非相反，这类议题经常遭受经济学界的质疑。不过，方法论层次的探讨，并非对“社会资本”理论最严厉的批评。

有些学者质疑“公民社会”未必有利于民主政治的稳定。例如，女性政治学者薛莉．柏曼（Sheri Berman, 1997）对德国威玛共和政府崩溃的研究指出，活跃的公民社会经常造成政治对立，例如极左的共产党与极右的纳粹党，反而使民众两极化并造成政治僵局， 最近一篇政治经济学研究使用更细致的公民社团资料，重复证实“社会资本”的许多测量与纳粹党崛起的地区有显着的正相关。在东欧颜色革命与北非中亚茉莉花革命时期，逐渐壮大的“怀疑论”学者认为，公民社会的发展未必都有利于民主转型，运动过度激化反而会妨碍民主巩固。

最近，在《自由的窄廊》（2019）一书里， 艾塞默鲁（Daron Acemoglu）与罗宾森（James Robinson）这两位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者进一步扩展了怀疑论的思考，认为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权力均衡形成了一条自由的窄廊，国家太强就会走向极权统治的巨灵，公民社会太强又会导致严苛的文化限制，恐怕会扼杀个人自由与经济创新，最好的情况就是国家与社会双方都不能取得绝对的优势。

在有关美国的社会资本兴衰之相关研究里，特别是对于网路科技的效果，学者也对普特南的悲观论提出了挑战。普特南认为大众媒体与网际网路削弱实际的社会交往，使美国人更孤立。相反的，与美籍西班牙裔的城市社会学者柯司特（Manuel Castells）类似， 台籍学者林南倾向认为网际网路科技应该会使社会交往跨越空间限制，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形成与延续。其中最有趣的挑战或许是来自以“创意阶级”与创意城市着名的都市社会学家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他发现普特南用来测量美国城市社会资本的一些指标，例如蓝领工会、教会活动与保龄球馆，正好与这些城市经济衰退和人口减少高度相关，相反的，同性伴侣的比率是城市经济成长与人口移入的最佳指标之一，这个结果显示，城市的民主参与、性别多元与文化包容程度，容易促成经济创新与产业群聚，但不是依赖普特南所提到的那些封闭的传统社团组织，而是靠新兴世代的开放型人际网络。

对公民社会的怀疑论、或是对网路科技的乐观论，这些典型全球化时代的自由派论述，同样面临地缘政治变化的严苛挑战。主张国家主权正在消亡、政治经济权力应该下放给全球城市与创意阶级的理论，在美中贸易战、中国争取科技主权与美国重返创新国家路线之后，如今已经成为昨日黄花。

威权国家介入网路科技也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均衡。茉莉花革命之后，中国与俄罗斯等威权政体加紧控制网路，发展出完整的科技独裁体制，例如笔者与张钧智博士合作发表的一篇论文发现，威权体制的网路审查能力愈强，民众的集体行动与公民社会发展就愈差， 而香港的民主运动经验也显示，网路自由与公民社会发展对中共统治造成极大的威胁。如果公民社会未必有助于民主转型，习近平又有什麽好担心的？何必要进行网路审查、限制国际组织协助中国人民组织社团、或极力打压香港的自由媒体与非政府组织呢？

美国的民主能复兴吗？

显然，对公民社会或“关系”的怀疑或反思，不足以掩盖“社会资本理论”对人类社交与集体行动的洞见。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代宗师，普特南持续挺身扞卫自己的学术立场与公共关怀，他对美国政治的关注与介入持续且深入，早已成为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例如在二○○三年出版的《在一起最好：重建美国社区》（Better To-gether: Restoring the American Community）里提倡类似社区营造社会资本的公共政策， 在《欧巴马时代》（2010）一书里，普特南与合作学者探讨了美国少数族群与英国移民所遭遇的不平等与歧视，探究了美国种族与英国移民这两种范畴建构，如何影响公共政策与争论的重点， 在《阶级世代》（2015）一书里，普特南探讨美国的贫富差距、家庭转型与教育资源，特别是社区组织的崩解，如何导致千禧世代的社会流动停滞， 致使药物滥用与犯罪问题恶化。

从《独自打保龄》以来，尽管经历前述怀疑论者的批评与反思，普特南始终认为社会资本是民主治理绩效的关键来源，在前述几本重要着作里，他反覆检讨美国社区、种族、阶级与世代差异等困扰美国人民团结的因素，最终集结在《国家如何反弹回升》这本钜着里。然而，本书不仅想要厘清当代美国所面对的各种社会分歧或政治分化，更希望以史为监，找出改革的动力。

在本书里，普特南展示了他长期研究生涯的资料蒐集与处理能力，汇整了美国从进步时代到二十一世纪初期，在经济分配、政治参与、社会资本、价值理念的各种社会调查与政府资料来源，得到了非常类似的发展趋势，即明显的“倒U形”发展，经济分配先是改善然后恶化、教育体系先是扩张然后停滞、绝望死或平均寿命等健康指标也出现先上升、后停滞甚至近年来有所恶化，投票率与工会组织也是先上升、后下降，民主与共和两党的支持者从仍有共识逐渐变得互不信任，这一切变化，都与公民结社的成长与衰退共同发生，而且从十九世纪末到一九六○年代的改善趋势，在一九七○年代开始停滞或转向。

与普特南过去的作品相比，本书不仅延续了前述公民社会或社会资本的论证，更突出了价值观念的长期变化，即在一九七○年代从社群主义转向个人主义，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普特南在本书第五章里大量使用文本探勘与关键词频分析，发现一系列有关组织或团结的词汇（包括取菜市场名）比例大幅衰退，强调个人主义与独特性（包括给新生儿取独特名字）的词汇比例大幅上升，形成了“自我—集体—自我”的价值变迁。这个趋势不仅显示在优势白人的主流价值变化上，民权运动之后就连非裔的社群组织也在衰退，一九
七○年代的性别革命，在新千禧年后也逐渐停滞甚至变得保守。

如果光看最近三十年美国的社会变迁，可能会误认为西方民主已经迈向衰退的命运，然而这绝非普特南的论点，相反的，他指出进步主义之前，十九世纪末所谓镀金时代的贫富差距、性别与种族不平等，都比今日美国还要严重，而当年的黑道与金权政治也鱼肉乡里。在进步主义时期，美国民主克服了这重重困难，改善了几乎所有的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相对于一九七○年代后的个人主义与社会疏离，社会资本与社群主义是美国民主改革背后主要的动力来源，过度纠结于因果论证而忽视明显的相辅相成，恐怕见树不见林。

作为研究社会资本的学徒或公民社会的参与者，笔者一向是普特南的忠实读者，也愿意鼓励批判性地阅读他的着作，并从中寻找改革台湾社会的方案。综观普特南的生涯，可以发现其学术与政治关怀始终如一。用一句话总括，《国家如何反弹回升》可谓普特南复兴美国民主之爱的学术情书，收信的是每一位关注公民社会前途的读者。在本书出版之际，复兴民主不仅是美国社会的公共议题，或许也能提供全球与台湾民主制度突破逆境、持续进步的解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