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观察：中国互联网上的政治出柜辅导员

　　写这篇的由头是一天之内被两个不同的朋友问到对观某者网上最近刚火起来的一位意见领袖的看法。

　　说实话，我在短视频App上田（lang）野（fei）调（ren）查（sheng）的时候确实看到这位“青年学者”出现在时间线上两三次，但是为了比较全面地评价他在互联网上呈现出来的样子，我还是点进他的主页多看了一会儿。

　　其实套路很简单，他投的绝大多数视频可以简单地总结为“反击翻案风”，其中接近一半是“反击胡适翻案风”，而另一半是“反击李鸿章翻案风”。我无意细究这些视频里具体的史实和论证方式，我只想讨论一下这种“学者”在当下的舆论场中占据了一个怎样的位置。

　　我首先想要指出的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国人在成长过程中大致会接受几种不同类型的近现代史观。

　　其中第一种来自中小学的思政课程（历史、政治以及语文）的课本文本本身，这种史观的底色是1840史观（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华文明由盛而衰，此后经历了百年屈辱和民族复兴），同时结合了阶级话语和民族话语，不过随着时代不同阶级话语和民族话语的比重略有不同，而这些思政课程的叙事重点主要在百年屈辱上。

　　而第二种则可能来自教师和家庭。首先必须承认，教师和家庭的政治光谱非常复杂，很难说有某种共同的倾向，但我认为总体来说，教师和家庭传递的是一种冷感和功利主义的信息，这种冷感与功利主义与90年代以来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无关系。这些长辈当然希望孩子在考试中获得好成绩，也不喜欢孩子进入社会上由于说错话而惹麻烦，但他们对于孩子是否真正地接受了思政课程中传递的价值观并不那么关心。

　　第三种可以粗略地称之为“知识界”。可能包括部分家庭长辈、中学大学教师以及社会上比较有影响力的学者、媒体人等。这部分人的政治光谱很驳杂，但大体上反对第一种史观，并且不惮于表达这种观点。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第一种史观主要存在于课本中，青少年不太容易从身边找到这种史观的支持者，身边的同龄人和长辈对这些史观的态度是冷漠甚至反对的。

　　那么，部分真正相信第一种史观的孩子就会发现自己身处一种类似于LGBT群体的地位，必须谨慎地隐藏自己真实的观点，就如同LGBT群体所说的“生活在柜子里”，从而避免被嘲笑。他们甚至比LGBT群体更委屈——因为LGBT从一开始就会知道自己的群体生来就是弱势群体，但这些相信第一种史观的孩子会认为，自己在账面上应该是主流群体（自己认同的观点写在公立学校教材和官方文件里），却生生活成了弱势群体。

　　一个大趋势是，这种“政治柜中人”近年来的大趋势是集中“出柜”，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不会声称是自己发明了这个词，我要指出，最近一年多风头无两的一位民族主义意见领袖就用“政治出柜”来描述自己：

　　但是，这些人多多少少也知道，自己之所以可以“出柜”，并不是因为自己接受的一套观点变得有说服力了，而是由于意见不同的人已经被物理性地逐出了公共舆论空间。这就会让这些“政治出柜者”终究欠缺一点自信。

　　这块自信的拼图，就需要政治出柜辅导员来补上。这些辅导员最好有国内外高校的教职傍身，能适度地使用一些网络上时兴的概念，但话语的核心仍然非常老旧，无非就是重申思政课本无可辩驳的正确性，声称过去几十年“公知”和外敌们把持舆论场，翻了很多案，现在都要翻回去！

　　在对方选手缺席的前提下，这些辅导员可以轻松地单方面宣称自己的胜利。到了这个时候，政治出柜们才会真正相信自己的信念确然无误，相信自己青年时对于“公知”的鄙夷不但是正确的，甚至是勇敢的。

　　但是，政治出柜者们可怜的脑子里不会，或者不愿去思考的是，他们认为“公知”们“爹味十足”（在不少情况下确实如此），但再爹味的“公知”也不具备任何意义上的强制力量，他们既不能删帖，也不能让反对者在现实世界里消音，倒是反过来的事情在屡屡发生。

　　正如一位历史学家说的，中国近代以来，青年群体通常表现出了对自己身边小环境中的“父权”的激烈反抗，这种反抗本身倒不是大问题，但青年群体的反抗往往是昭和日本式的“反对小爹，拥抱大爹”，最终走向的并不是思想和人身上的自由，而恰恰相反，是更大的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