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钱袋子空前吃紧：还有多少个“鹤岗”？

2022年4月12日，在中共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由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解释了政府债券发行使用有关情况，截至3 月底，各省已完成约1.25 万亿元提前批次新增专项债的发行，占提前批额度的86%，仅剩2,100 亿元尚未发行。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财政部明确称：“向财政实力强、债务风险低的省份倾斜，控制高风险地区新增限额规模，避免高风险地区风险累积”。

这意味着，中共财政部在阻止专项债的“一般化”，要求“资金跟着项目走”，不“撒胡椒面”，“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由于采用了大数据监控，资金将定向分解至市县的7.1 万个项目。

对于沿海省市，中共中央专项债加上本地财政资金，可以完成2022年的新基建等项目，但是对于北方欠发达省市，由于财政能力在保政府运转、保民生之后，几乎没有“余粮”，根本没有任何能力拿出财政款，去配套“专项债”建设新基建、新能源等等GDP工程，这使得为数不少的省份“吃饭财政”将面临窘境。

关键在于，过去十数年各地方政府赖以为生计的房地产，直接断炊，导致“土地财政”难以续为，发不出薪水的地方基层政府越来越多。

房地产落幕，将越来越多的“鹤岗”，推到了财政枯竭的地步。

像“鹤岗”这样的城市有多少？按照中共发改委颁布的认定，发改委分别于2008、2009、2011 年确认了12 个、25 个和32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共69个资源枯竭型城市。

资源枯竭型城市，不仅面临自身资源枯竭，土地财政终结，而新一年度的中共中央财政资金的投放也亮起了“红灯”。

69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何处去

资源枯竭型城市，是指因主体资源无法继续大范围开采，导致主导产业衰退的一类资源型城市，可以用累计采出储量已达到可采储量的70%以上或以当前技术水平及开采能力能维持开采时间不足设计年限1/4 来衡量。

按照这一标准，中共发改委陆续将69个城市划定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其中东北地区资源枯竭型城市高达20 个，占比30.0%，其次为华中及华东地区，分别为13 个、10 个，占比分别为18.8%、14.5%。

从2013年开始，中共发改委设立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的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基金，期望这些城市发展第三产业等新的经济方式。

至2018年，中共发改委的消息称，全国69个资源枯竭城市已累计获得中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近1600亿元。针对独立工矿区和采煤沉陷区的发展困难，中共中央支持力度逐年增大。

2019年，在鹤岗举办了系列会议并称，“资源型城市转型方向正确，每前进一步都是胜利。”

然而，在2021年年末，中国房地产突然出现180度的转折，把“鹤岗”白菜价的商品房推到了舆论的漩涡中。

“资源型城市转型方向正确”，被打入冷宫。来自北京的指令要求，鹤岗财政重组，成为中国第一个破产的地方政府。

中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显然没有达到让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目标。从2017年至2020年，鹤岗的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补助开支人员分别为4.4万人、4.5万人、4.8万人、5.3万人，财政供养人数逐年增多，财政供应人员比达到了1：18。

北京政府期望的能源城市转型，打了水漂。考公务员、凭关系当公务员，依然是中国内地城市的日常现象，但是，现在年轻人要吃财政饭时，财政也没有余粮了。

“体制强度”排行榜：吃财政饭的越多 民生越凋蔽

一篇“‘体制’越强大，投资价值越低！各地‘体制强度’排行榜首次发布”，在中国网络上广为流传。作者为媒体人、经济学者刘晓博。在这篇统计分析中，刘晓博以政府公开的统计数据，对于“吃财政饭”的公务员相关待遇，做了统计。

文章指出，中共“体制强度”指数较高的城市，以资源型城市，及北方经济不发达城市为主。

在中国，公务员被视为体制内人员，他们享受是双轨制待遇，住房公积金、养老金都比工人、农民高出若干等级。体制内的福利比较好，普遍为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而且人均比较高；体制外，也就是民企、外企、自由职业者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比例比较低，而且人均较低。

衡量“体制强度”，可以分解为两个指标：一个是“体制内”缴存公积金的人数，占总缴存人数的比重；另一个是“体制内”人员缴存公积金总额，占总缴存额的比重。

在中国内地经济总量最大的50多个城市里，以50个公布了2020年公积金年报的城市，做出了如下表格：

在经济总量较大城市里，陕西榆林的“体制内缴存人数占比”是最高的，达到了90.24%。其次是襄阳、哈尔滨、徐州，体制内占比也都超过了三分之二。

“体制强度”超过60%的城市，还有太原、唐山，这都是中国着名的煤炭资源，以及钢铁冶炼所在地。

榜单里，“体制强度”最高的6个城市全部为北方城市，“体制强度”最低的8个城市全部为南方城市。

最近5年来发展最快的3个大城市——杭州、深圳、苏州，全部为“体制强度”明显偏低的城市。

在“体制强度”大的城市，公务员“阶层固化”几乎已经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平民子弟想进入这个阶层，几乎是以卵击石。园林局长安排教育局长家的相关亲属，而教育局长安排卫生局长的亲属，卫生局长安排园林局长的亲属。

对于资源型城市来说，所有官员都是“流官”，卖完煤矿，卖土地，两三年就要凭GDP升迁，发展新的产业动力不足，而是坐吃山空。因此就出现了鹤岗、淮南等资源透支之后，城市陷入破产困境。

从2021年已披露第三产业的35 个资源枯竭型城市来看，第三产业的占比为45.7%，明显低于全国水平53.9%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在《2020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资源枯竭型城市玉门市、石拐区、逊克县、铁力市四个资源枯竭城市第三产业占比不足30%。

“人口净流出”，一般也与这种“体制强度”大的城市呈正相关，吃财政饭的越多，官老爷越多，办事不托关系、不走人情寸步难行。因此才有“孔雀东南飞”的现象，特指北方省份的人才，纷纷奔向沿海地区寻找契机，而沿海城市则以种种补贴引入人才驻留，使得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与内地的人才、资金、产业呈现出巨大的虹吸效应，好的越好，差的越差。

上海封城：每天经济损失一百亿

2022年4月12日，在中共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由财政部明确中央的财政资金向经济发达地区倾斜，而控制财政资金流向“吃财政饭”的债台高筑的地区。实际上，已经表明，在持续的疫情、战争、封城之下，中共的钱袋子开始吃紧。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4.63 万亿，增长 0.3%，其中，中央本级支出 3.5 万亿， 下降 0.1%；地方财政累计支出 21.12 万亿，增长 0.4%。

2021年，财政自给率高于50%的省份为上海市、北京市、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天津市、福建省、山东省、山西省等 9 个省份，其他省份均低于50%。而其中西藏、青海省、甘肃省、黑龙江省、新疆，财政自给率均低于30%，缺口较大，需要发达省份的转移支付补充。

财政自给率低于50%的省份，此前可以依靠房地产带来的“土地财政”补足。直至2021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达到8.7万亿元，相当于GDP的7.6%，所占比例较2009年提高了一倍。

但是，进入2022年，从恒大“黑天鹅”开始，房地产爆雷接二连三。二十年的“土地财政”，如泄了气的皮球，急转直下。

彭博社的报道表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土地出让金，但是随着大陆房地产市场的萧条程度愈加严重，以及房地产开发商相继出现违约，地方政府正在面临售地困境。

中国社科院前金融所所长，国家金融实验室负责人李扬认为，“中国（中共）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现象是世界罕见的，这种收入结构同时隐含着极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地方政府不能依靠自己的收入去平衡自己的支出，这是一个危险的财政现象。”

上海封城何时解封？着名独立经济学家巩胜利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上海（因封城）每天经济损失一百亿人民币，上海是中国第一大经济城市，也是财政收入最高的一个城市，上海如果（封城）延续一段时间，那非常麻烦。”

上海提供了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的十分之一。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是指中共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转移，即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补助资金，它是中共中央政府支出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地方政府重要的预算收入。

据统计，2021年，中国公共财政收入中有85%来自于税收收入，来自上海的税收收入达到1.87万亿元（约合2900亿美元），占比超过10%。这超过了中共中央对河南、黑龙江和四川等三省的合计净补助规模。

2021年，上海上缴国税收入超过1万亿元（约合1600亿美元），意味着上海税务部门每收到10元钱（约合1.57美元），就会将其中6.5元（约合1.02美元）上缴中共中央，只有3.5元（约合0.55美元）留给地方使用。上海在保障税源方面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上海，上海倒退十年，那么相当于河南、黑龙江和四川三个大省的财政转移如何解决呢？

有人从高德地图上，看车辆通行的道路状况，红色的封锁点已遍布中国，经济梗阻全国化——可以肯定的是，中共印钞机又要加班了，大陆物价飞涨，菜价奇高已是不争之实。

曾经在大陆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正在成为现实：十年之后回头看，2019年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