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和俄乌战争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政治

　　我们处于一个在重构中动荡的国际体系之下

　　拜登亚洲之行所释放出的各种信号，为中美关系再添一层阴霾。

　　大家有没有观察到一种现象，突然有一天，我们没法岁月静好、不能在商言商了，一切好像都要跟政治挂钩，无论国内外。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种趋势对个人和企业的影响，以及它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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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个人层面，关于产业链转移越南的讨论多了起来。有不少人咨询我要不要去越南投资，甚至移民的，令我感到意外。

　　从数据上看，2022年一季度越南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921.75亿美元左右，同比增长5.03%，这个数据放在联储加息、疫情尚未完全恢复的世界经济中，无疑亮眼。

　　但内行最关注的，还是外资直接投资的流入数据。外资对于发展中经济体的技术外溢和就业拉动，才是生产总值能持续增长的基石所在，这个原理依然适用于中国。

　　那这个数据怎样呢？答案依旧令人满意。一季度越南实现的外国直接投资预计比去年同期增长7.8%，这是过去5年外国直接投资的最高水平。

　　越南这波外资热，无疑有占中国疫情的便宜。但如果你真的认为在越南投资相当于分摊了在国内投资的风险，我劝你还是谨慎。

　　很多人，包括一些国内商业专家，看待越南，依然是用过去的分析方法，注重数据、产业、商业，而恰恰忽略了，现在最重要的一环——政治。

　　如果你身边有在越南身久，或者对政局稍有了解的人便能知悉：越南的政治格局暗流涌动，国会、北越总书记、南越总理、中部国家主席各自有各自的基本盘。

　　越南是一个典型的“转型期国家”，制度、思想都处于快速变革之中。经济的发展首先会改变既有的权力结构，得利者（企业家、中产）会要求更多政治权利，并和既得利益者产生冲突，这构成了转型国家基本的社会矛盾。

　　我们可以看到越南的一系列改革顺应了这种趋势，包括废除干部终身制、解放思想、放弃ZZ垄断，但这些只是事实的一部分，是议程设置对他国的理想化投射。

　　两个直观可见的问题是贫富分化和盐论高压，大城市之外的广袤人口无法享受到产业转移的红利，还会因为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而不得不进入环境恶劣的厂里打工，这种不满与中产的诉求，都要通过政改和再分配机制来解决。

　　另外，从中国的经验来看，承接转移需要大规模的基建投资，这要求更强的行政能力，在放弃意识形态集quan后，越南政府会通过什么方式为自己加强“合法性”，会导致什么后果，也是未卜之数。

　　越南的言论管制，让我们在社交媒体所看到的“真相”存在着片面性。当然，这不意味着我看衰越南的未来，它有点像中国的90年代，充满了不确定，需要过一个槛才能实现稳态。

　　亮眼的经济数据，是由国际大公司的投资所拉动的。人家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母国的保驾护航和所在地区的政治保护），风险远不能和你去买套房、投资一个厂，或者成为越南的公民可以相提并论。

　　经济分析上看，越南是天堂，政治分析上，普通人去了能享受到多少好处，没有熟悉的渠道还是谨慎为妙。我其实之前就说过了，如果你想购买资产分摊国内风险，最好的选择还是发达国家的不动产。

　　但越南相比苏联这样的国家，在转型上有个优势，它基层的社会自组织力、小共同体更具活力，减少了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你想做点风险投资，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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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热”是一个切面，深层原因是有钱人越来越关心国际政治了，下面说说企业层面。

　　以前参加企业家的饭局，大家有意避谈政治。之前有个段子，说越穷的人越喜欢指点天下，在谈论国际政治中寻找存在感，现在可真不是这样，几乎所有做生意的都开始关注国际政治了。

　　这种转变，说明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都不断增强。标志性节点，是川普上台和新冠疫情，而且影响是全方位的，即使你的企业不直接参与国际贸易，也不能保证不会受到国际政治的冲击

　　从两年前Tik Tok被川普制裁开始，各大厂开始增加在国际政研上的投入，甚至设置了专业部门，不是过去那种只关注产业本身，而是研究主要经济体的政治、社会、人事等方方面面。

　　几天前去华为总部参加媒体座谈会，2018年以前，公司上下都没有想到，自己会一夜之间成为海外报道的热点对象。过去并不太关注国际舆论的华为，现在要投入大量精力对外沟通。

　　这不是易事，华为已然成为流量密码。在各大门户网站，营销号流水线式地借华为和美国对抗的话题，生产着“战狼式”信息，一条获利1000-2000元不等。

　　这让华为极度头痛，向平台投诉也无法消灭一条成熟的“利益链”。过去这类内容的影响只在国内，而越来越多的海外媒体开始引用这些信息，作为“华为威胁论”的证据。

　　这体现出一种趋势，当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企业的行为模式，国内国外不再是两个独立系统。国内的行为要考虑到国外影响，国外的行为也要考虑国内。

　　俄乌战争后，国内外舆论的撕裂更加明显。“让企业站队”已经成为全球各大社交平台的风向，莱万托夫斯基在推特网友的重压下不得不与华为解约。国家政治涉及到企业层面，这在过去的海外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我当时提的建议就是，尽管国内外舆论环境已经相当撕裂，依然要寻找“共同的底线”：持续释放自己作为跨国企业多元和包容的一面，而不是“战狼式”的秀肌肉。

　　寻找国内外的平衡点，对于跨国企业来说至关重要，也会愈发艰巨，需要大量深谙国际政治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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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趋势是怎么产生的？仅仅是源于川普和新冠这两个黑天鹅事件吗？

　　历史中显然存在着必然性，这也是研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不久前带国际经济学考研的课程中，我和大家探讨了一个问题：你们觉得现在的国际秩序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理解什么是国际秩序。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往往产生于战争。在战争中，人们发现无法征服彼此，必须坐下来，按照实力排序，赋予自身不同的国际地位，就产生了国际秩序。

　　从拿破仑战争所诞生的“维也纳体系”后。人类至少经历了两次国际秩序的重构，一次是一战后产生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而因它不够稳固，导致了二战，随后建立了雅尔塔体系，产生了联合国。

　　两次体系重构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出现了变化。后起者要求重新排名，挑战原有霸主。一战时，挑战者是德国，二战时又多了苏联。

　　战争的破坏力和热核武器的出现，让制定国际秩序的大国们，产生了对权力的敬畏感。因此在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没有傲慢地将弱者拒之门外，甚至在联合国中设置了一国一票原则。

　　这使联合国比国联的“合法性”要强得多，稳定程度不可同日而语，世界也因此进入了长时间的和平期，这就是中国商界精英长期不关注国际政治的原因，太和平就没什么可关注的。

　　但过去共识下的稳态，在各大国间都出现了松动。美国在全球化中损失了大量就业岗位，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而维持既有国际体系的成本又居高不下（比如全球性的军事开支）。

　　简而言之，美国希望用更小的付出，来保持自己的老大地位。于是提升关税、要求盟国增加军费、各种退群。英国和法国的情况也是类似，不过一个成功退出欧盟，另一个没有。

　　而对于俄、中而言，情形相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虽保持着大国名义和无常席位。但整体影响力早已差之千里，经济上更是没有创新能力，又被封锁制裁，实力完全无法和野心相称。

　　在被北约拒之门外、从前的小弟（波罗的海三国）看不上眼后，已在欧洲沦为经济上三流国家的俄罗斯产生了强烈的落差感。这为雄心勃勃的政治家，通过民族主义加强合法性创造了条件。

　　于是，我们看到了俄乌战争，看到了已经死掉的雅尔塔体系被彻底埋葬。大国之间不再是有所保留的合作者，而成了彻底的敌人，以战犯相称。

　　我们在其中也无法独善其身，无论中国是否有意图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力量的快速增长和价值观的迥异，必然让旧霸主油然而生起不安全感，这是无法避免的，只是程度问题。

　　所以回答刚才的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下？答案是还在形成中。这是多事之秋的根本原因——我们处于一个在重构中动荡的国际体系之下。过去我们认为的国际黑天鹅事件，现已成为常态。

　　不夸张的说，俄乌战争就等于第三次世界大战，不过今天我们要比过去文明的多、对战争的恐惧大得多，俄乌也比过去的交战双方弱小的多。

　　因此国际秩序的重新调整不会有前两次那么大的成本，但政治必然影响经济，身处其中的我们，也无法置身事外、漠不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