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教授：斗胆给领导们提十条建议

　　近日，《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引发热议。方案明确，领导干部要带头开展调查研究，改进调研方法，以上率下、作出示范。有评论指出，大数据时代，了解民生民情的渠道很多，但依然有必要到基层一线去、到百姓身边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本文作者吕德文教授有着丰富的调查研究经验，他分析了当前基层治理的怪现象：越来越多部门依赖现代技术开展公共治理，比如卫星监测，上级发一个图斑，下级就得整改。技术霸权之下，基层沦为“填表员”，不容解释成为技术治理的最大特点。掌握技术的第三方更是代替上级，与基层做交易。而在“无事找事”的清单报表之下，在“草木皆兵”的上级检查之下，在“刻舟求剑”的制度设计之下，基层心力交瘁，变成“认项目”、“认经费”的考核机器，以点带面变成了以点“代”面，群众只盼着自己的村成了“点”，才有资源。

　　基于此，作者给即将大兴调查研究的领导干部提出十条建议。例如：调研需要实地观察和访谈，不可搞成工作检查，不能搞成“不说实话”的座谈会，也不要找助手代替调查、代写报告，更不应把做调研的机构变成领导秘书，放着本职工作不干，替领导写稿。他认为，只要领导干部和基层干部群众交心交朋友，他们会跟领导说实话。而且基层多的是聪明人，也可以帮忙分析问题。但基层最怕的是，领导了解真实情况了，反过来说基层的不是。调查研究也不是非要解决问题，有时候反倒会把提问题的人解决了。调查研究，关键是领导干部要改掉过去不良风气，真正接地气地了解基层所思所想，让党内的学风文风更为实事求是，这就是最大的成果。

　　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笔者从事调查研究工作多年，也刚刚从调查现场回来，结合自己对调查研究工作的体会，以及对基层的了解，给领导干部提一点建议。

　　什么问卷调查、大数据之类的，没必要专门弄。网络调查就更不能搞了，那是懒惰。有些数据不用专门调查，统计局和各业务部门都有。

　　调查主要用实地观察和访谈法就行。这两个方法，技术上没什么门槛，就看用不用心。

　　实地观察很重要，一定要到现场，办公室座谈会是不够的。再挑几个没有布置过的现场去看看就行。

　　调查的核心是态度，不是方法。真的，领导如果真想调查，很简单的。现在交通都方便，找个熟人也不难。从党委政府层面，调查要分配任务，选取专题，这个可以。但从某项具体调查的开展来说，不能搞成活动。调查是特别简单的事情，下去就行了。

　　别让基层搞接待，别给他们布置任务，他们挺烦的。“四不两直”是挺好的，但搞突然袭击也没必要。到了现场，谁在谁汇报，遇到什么就是什么。别让人准备，不需要稿子。聊到哪里算哪里。

　　简单说来，在调查研究中，领导只是调查员和研究员，平等交流，探讨问题，把调查搞成问题解析会和学术讨论会最好。

　　最怕的是，领导带着几个助手，浩浩荡荡的，领导只是出个面，事情都让助手去弄。这个搞法挺无聊的。

　　领导要是不懂制作图表，可以让助手帮忙，但领导总会写字吧？还是自己写吧。一篇报告，几千字可以，几万字也行，关键是要把自己的思考写出来。

　　说到底，调查的过程也就是研究过程。

　　这没必要。哪怕基层真有问题，领导也得有点职业道德，别吓唬人。

　　况且，就笔者长期的调查经验，基层有问题的情况不多，即便有，也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调查服务于问题的解决，而不是解决提问题的人。

　　有些层级和有关部门，都有专门的调查研究机构。这个部门的职能异化，特别值得总结。

　　我个人建议，领导干部的这次调查研究，就先别依赖于这个部门了，他们任务已经够重了。

　　我们党是有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的，但历史上的几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都是因为党内出现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

　　过去一些年，基层到处充斥着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中央几次发文，似乎也没彻底解决。乃至于，笔者觉得现在的基层治理存在十大怪现象（请看本文延伸阅读）。

　　其实吧，大家都不指望调查研究能解决具体问题，但

　　毛主席的许多调查报告都是党内的光辉文献，指引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很多第一代领导同志都有好的调查报告，我们至今在学习。

　　说这些调查报告是社会学调查的经典范本，一点都不为过。

　　所以，领导干部写调查报告，主要的教材应该是党内文献，而不是别的。

　　尽管中央的通知里说调查要有问题导向，希望调查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但笔者觉得，调查研究本身就是成果，让领导干部接地气，让党内的学风文风更为实事求是，这就是最大的成果。

　　调查报告主要还是领导干部自己看，和同僚之间多多交流，也就挺好的了。如果能够以文会友，经得起基层干部群众的检验，让基层诚心说一声领导接地气，那就挺好的了。

　　基层的呼声未必对，但很真实。

　　有些基层反映的问题，是政策不科学导致的，有些则是基层认识不够，工作不扎实导致的。有些是历史遗留问题，有些是新问题新情况，得要区别看待。

　　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但没有人能保证自己的调查就是最客观真实的。所以，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很重要。

　　我们现在的信息领域，充斥着各种经验创新的吹捧，也充斥着修辞堆砌，充斥着假大空，连中文领域的人工智能软件都学会了套话和废话连篇的官样文章，这个现象还是早点改变为好。

　　打雷下雨得通知去看看老百姓家里的房屋安全不安全，冬天取暖有消防安全隐患，要搞“敲门行动”。

　　“群众无小事”俨然成了狗屁工作的根源，把群众当作“巨婴”，把基层干部当作“保姆”，群众出点事，上级就要找基层干部的麻烦。

　　基层花了大量时间在应付各种清单和报表，有些地方动不动就搞个问题清单，但凡是巡视、督查、审计、环保、网络舆情、安全生产、信访、社会平安稳定出现的问题，都要清单化处理。没有问题，也要填各种报表，党建、经济、平安、改革、创新、生态、平安等工作，都有常规化的报表。

　　有经验的领导，一定要把“无事找事”的范儿做足，免得连累了自己和下属。某地发生过一个重大事故，十几个外地驴友擅自闯入禁区探险，结果遇到山洪暴发，全被淹死了。

　　任何一个工作都不能放松警惕，随时得紧绷神经，搞不好一点小事就酿成了大事。

　　基层最怕上级检查出了问题。只要是“问题”，必定要整改，其中的流程繁杂不已。

　　比如，出了一个安全事故，一次死亡超过三人，这个地方一整年肯定废了，两年都缓不过劲来。整改周期非常长，属地、部门和个人都得整改，还得做教训总结，完了还要举一反三由点到面整改。

　　上级制定政策都越来越细，连“原则上”这类的语言都不太愿意提及了。过去的一刀切，是只要结果，不问过程。一件任务，不仅要按时交账，还要过程控制，一周、一月、一季度、半年、一年，都得有台账和汇报。

　　很多政策，布置任务的时候，已经把表格做好了，照着填就是。要是脱贫速度慢了，当然要被质问；但快了也不行，上级会说，你咋那么厉害呢？厕所革命的时候也是，好像工程进度是匀速进行了，每个时间段完成多少比例都是规定好的。

　　现在的一刀切，基层都懒得吐槽了。因此，基层只能违心干活，有条件要干，没条件就创造条件干。

　　只不过，创造条件干的，差不多都是折腾。违背实际的一刀切，不仅折腾干部，还折腾群众。这个系统，已经到了无人负责的程度。基层怨声载道，却毫无办法。

　　现如今，很多部门都有制度设计的瘾的。这个阶段过去了，问题就没了。

　　很多制度，都是为了解决特殊时期的特殊问题而设计的，可以说是实践的产物。但很多部门都希望把特定时期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制度保留并完善，而这个时期又过去了，这就有点刻舟求剑了。

　　比方说，过去邻里纠纷是个大问题，通过枫桥经验，通过村民自治来化解纠纷，就很重要。但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村都空心化了，农村社会从拥挤的社会变成了稀疏的社会，人们都不怎么接触了，矛盾自然就少了。

　　最典型的是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制度。这两个制度是在脱贫攻坚比较吃紧的时期，各地采取的应急措施。可以说，这是一个“攻坚”制度。现如今，“攻坚”已经完成了，这一制度的必要性其实就大打折扣了。

　　可我们的调查发现，各地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不仅没有撤离，反而扩大了派驻范围，加大了派驻力度。

　　有些红线，大家都懂，也理解，比如，意识形态，安全生产，粮食安全，环保。有些底线，也不用说，比方说不违规违法。

　　比方说，耕地“进出平衡”在基层的执行，明显不符合实际，制造混乱，但没人敢说。一些生态环保的问题，也明显在折腾，也不敢说。某地有个起火点被上级遥感到了，打电话要求地方上处理。但很不幸，又出了一个，上级发怒了，说这个地方的领导还能不能守住生态环保“红线“，这可把地方吓得半死。

　　于是乎，各地每年都要搞秸秆禁烧，花了大量时间和人力物力严防死守，真是劳民伤财。

　　某地发了一个禁止干部吃喝的文件，结果搞得风声（电视剧）鹤唳，基层干部连正常聚餐都不敢了。

　　但基层干部都懂政治，都不想在这个时候背一个“顶风作案”的帽子。干脆就不吃了呗，现如今谁还缺吃缺喝啊？

　　这些年，基层已经被陷入了技术牢笼中了，做任何事情，上级都给你一套程序，一套系统，你就得照着这些技术设定工作。

　　越来越多的部门依赖于现代技术，其目的无一例外都是为了更好得监督和控制基层。国土、生态、林业、环保等部门，都用上了卫星监测技术，是不是发一个图斑让基层去整改。图斑真是有图有真相，容不得基层狡辩。基层只有照着做的份。

　　但上级就不想一想，这些图斑所揭示的所谓真相，是需要解释的。不同层级，不同地方，解释很不一样。

　　很多部门依赖于技术，其实是懒政。因为技术代替了具体的行政工作，这些部门完全可以依赖于第三方去操作，基层已经是傀儡。乃至于，很多基层为了避免被技术霸凌，干脆攻关第三方算了。

　　基层治理差不多唯利是图了。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一切工作都围绕着项目转。几乎每个县都把重大项目放到最重要的位置，每个县级领导得领衔一个项目，每月都要检查进度。

　　招商引资、争资跑项仍然是各地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很多项目明显不合理，浪费钱财，但还是要搞。

　　有了项目，于公有利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于私则有明确利益，地方领导和干部群众都可以围绕项目，获得相应的利益。有了项目，哪怕是村干部也有利可图，至少可以承包一点小工程，成为地方能人。

　　有些地方有高价彩礼，有些地方光棍很多，有些地方养老不乐观，有些地方人情负担重，有些地方赌博成风，有些地方还有地下教会泛滥，这些事，又不能创造价值，还可能引发群众上访。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个地方都把创特色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

　　为了吸引领导的注意力，各地都在想方设法造点，各地普遍把具有试验性的示范点，变成了展演性的典型。示范点的目的要让别的地方学习，可复制，可推广；

　　最简单的造点就是砸钱。每个县，每个乡镇都要造出一两个点出来，让领导来了可以看。

　　因此，现在的基层工作，指望以点带面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个县里面，有些村早就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但大多数村庄，则还处于初级阶段。

　　只可惜，很多“点”，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砸了那么多钱下去，谁买单呢？因此，往往是，越是光鲜亮丽的村庄，负债就越多。

　　现如今，很多上级部门像是中了“精准”的毒，做什么事都要求精准，恨不的数字要精确到小数点的多少位。

　　站在任何一级领导的角度，对“规模性”的理解都是最好一个都没有。因为，如果一村有一个返贫，一个乡镇可能就有十几二十个，一个县就有几百个。一个不算规模性返贫，那几百个算不算？

　　但要做到一个都不允许，工作量就实在太大。于是乎，对返贫的监测，就很是全面而无用。但凡是有人车祸了，有孩子上大学了，有人住院了，都是所谓的风险点。

　　哪个村民家情况怎样，有没有返贫风险，村干部怎么会不知道呢？有风险，村干部主动报告不就完了？如果村干部不作为，群众举报不久得了？犯得着一个个信息提示么？结果是，花费了无尽的人力物力，反倒是起了副作用。

　　“精准治理”这个毒，必须拔掉。辅助精准的技术和制度设计，最好都废除，回归到群众工作的本质就行了。

　　要相信群众，他们自己的事自己会处理好。我在基层调研，一位乡组织委员说，

　　基层俨然成了群众的“保姆”，不仅要时刻提醒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了，还经常着急忙慌包办代替。久而久之，少数群众已经形成了等靠要思想。

　　现如今，很多地方搞公益事业，让群众自己参与出钱出力是不可能的了。

　　搞人居环境治理，政府比群众还着急。人家都不在乎自己的生活环境脏乱差，但基层政府在乎。为了保持清洁，各村都雇佣了专职保洁员。保洁俨然成了各村最大一笔开支，这也是奇了怪了。

　　人家都不愿意脱贫致富，着急什么呢？

　　城市社区也一样，什么事都要等街道社区去做，楼道堵塞、安装电梯、环境卫生，似乎都成了社区治理的难题。几乎每一项工作要做下来，背后都是依靠政府财政支持。

　　疫情防控过后，每个社区都有了下沉单位。这些下沉单位，俨然成了“帮扶工作队”，其最大任务就是链接资源给小区办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