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在2018年5月12日写的一份私人备忘录。原文发表在我的个人社交媒体上,含有一些涉及隐私的地名,五年之后的今天对文章做一次校对,模糊了部分地名,并且增加细节(繁体部分)。这里没有在“公民社会元年”叙述框架内的讨论只是简单记录我的“512”。(当然,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在网络中断的情况下,我是最早在谷歌上知道震中位置的。那是谷歌还未退出中国大陆市场) 2008年5月12日,我7岁,二年级,在四川N城。 中午放学回家,我拿着农夫山泉的空矿泉水瓶子敲楼梯扶手。 敲了几下我不敲了。 我对我爸说,“不敲了,免得把房子敲松了,地震的时候就遭了。” 我爸一边笑一边说,“哪门(怎么)会嘛。我们不在地震带上。” 照常吃午饭,睡午觉。 太阳明晃晃的。 午睡刚起床,爸妈还在卧室穿衣服,我坐在饭厅椅子上发懵。 然后房子晃了起来,我问我妈,“水杯哪门在动啊?” 我妈说,“因为杯子底下有水。” 我又问我妈,“水杯哪门在动啊?” 我妈又说,“因为杯子底下有水。” 然后房子晃得更厉害了,卫生间的门拍着墙在响。 我觉得很害怕,就站起来往爸妈卧室跑,有点站不稳。 正在穿衣服的我爸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大喊一声,“地震了!”。 我爸妈赶紧把我往床下塞。 床下全是凉席和棉被,人进不去。 “跑。搞快跑。”他们说。 我妈把我送到门口,让我先跑下楼。 “那你们哪门办呀?”我问。 “你莫管我们。”我妈说。 “那你们哪门办呀?”我又问。 我当时觉得如果我们不一起下楼,房子垮了他们可能真的会死,急得眼泪都快憋出来了。 “喊你莫管我们呐。你各人(自己)先跑。”我妈又急又气地说。 然后大门哐当一声打开了,我就踩着拖鞋随着人群往楼下跑。 我看见隔壁平日里吃喝嫖赌搞家暴的邻居二话不说, 扛起他失明的老母就往楼下狂奔; 我看见楼下一对男女裹着白色被子站在一起; 很多光胴胴、光衩衩。 然后我看见我妈牵着我外婆下来了。 (外婆说,她当时以为是我在摇床,还喊了我的小名,让我不要摇了) 我问,“爸爸啊?” 我们等了很久,终于看见我爸穿好蓝色的衬衣并且拴好皮带, 不慌不忙地走下来了。 他把家里门锁了,整栋楼水电气都关了才下来的。 他说,他经历过唐山地震,房子如果要垮根本轮不到我们跑出来。 房子要垮,根本轮不到我们跑出来。 然后他又重新上楼,帮我把鞋子拿下来了,帮我外婆把手机拿下来了。 我们站在楼下,抬头看着楼房,有个人特别夸张地说,这栋楼已经斜了。 我很担心,希望它不要坍塌。 然后我们开始往我爸妈工作的酒店走。 市中心街道上的人摩肩接踵, 本来一天中太阳最明媚的时段,天色阴郁诡异。 每个人都在努力焦急地打电话。 电话没有信号,短信也发不出去。 我们到了酒店大厅,大概过了一两个小时, 营销部办公室的电脑终于谷歌到了震中汶川。 那天我第一次认识“汶”这个字。 后开,家人都有默契地陆陆续续到了酒店大厅。 二爸开车去成都接回了在那边上学的哥哥姐姐妹妹,半夜回来的。 他说成都往川西(汶川方向)开的路已经堵死了。 深夜了。我不敢睡,我爸安慰我说,“怕啥嘛,爸爸在勒her(这里)耶。” 然后我闭上眼睛,睡着了。 (之后的几个月,馀震不断。有时我们到家里睡觉,我不敢脱衣裤,因为害怕半夜又发生馀震,来不及跑出门。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总觉得半夜会有馀震,于是穿著一条我很讨厌的绿灰色裤子睡觉。果不其然,半夜时分真的发生了一次很强烈的馀震,以致于我们不得不起床观察是否有必要撤离出建筑物。我在半夜醒来之后非常焦虑,但是和我年纪相仿的表妹继续在姑姑肩上呼呼大睡。当时姑姑开玩笑地描述了我和表妹的不同反应。现在想来,汶川地震之后的一段时间我是明显有PTSD的。比如,接下来几个月时间很多时候过份担心会有更大的地震,连玩的时候也会一个人坐在离人群比较远的地方默默极度焦虑…)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在酒店二楼餐厅自己开伙。 后来,街上全是帐篷。没有几个人上班,学习工作都停止了,大家每天都生活就是看新闻,打麻将打牌。 我和弟弟妹妹的生活就是把酒店床垫拆下来当蹦床跳; 把酒店客房的卷纸和火柴拿来在阳台上烧; 在酒店里乱跑乱跳把脑壳撞起包… 但是看电视新闻的时候我又难受得要死。 电视上,书籍报纸上,我学了很多新词语, 比如“众志成城”,“多难兴邦” (但是现在我觉得,“多难”并不会“兴邦”) 知道了什么叫“预制结构”,“砖混结构”。 我看了很多应该被称为英雄的事迹。 我有时候一边看一边抹眼泪。 7.8级的地震改成了8.0级, 学校组织了捐款,组织了地震演习。 我们都学会了在最快的时间内保护好头部,躲到桌子下去,广播通知撤离,就分批从预定的路线离开教学楼。 暑假,嘉陵江涨了两次洪水,把N城区淹得通透。 前一天晚上N城医学院的操场上还是学生密密麻麻的帐篷, 后一天学生们已经划着皮艇来上课。 市疾控的人在每次洪水退去之后就在地面撒白色的消毒粉末。 现在N城医学院楼下还有当年洪水的印记。 后来,小学的老校舍作为危房拆了, 复习期末考试的我们在N城师大的教学楼里面过了一个月; 很闲,有同学说再震一次, 被班主任骂得狗血淋头。 接下来一年,我们也是在N城师大的教学楼里面上课的。(但接下来的几年我几乎把这一学年的事情完全从记忆里面删除了,直到后来才想起) 有一次个下午,大概是期末考试前后,班主任们在一起开会,同学们在教室里,比较吵闹。突然之间我们感受到楼房在晃动,那一瞬间几乎是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然后全部双手抱头屈身到课桌下。我记得当时看见一个同学,她“freeze”的表情至今让我印象深刻。在开会的班主任们随后也都回到各个班机的教室,我的班主任说,因为那天她身体不太舒服,所以坐在椅子上,相较于站著的老师们更明显感觉到地震,于是就让各位老师回班查看。她进教室看待我们全部已经躲在课桌下,十分开心地表扬了我们。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全班朗诵一首写地震的诗, 平日里叽叽喳喳嘻嘻哈哈的一群七八岁小孩子, 个个朗诵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吃喝嫖赌的邻居继续吃喝嫖赌, 偷他老母的低保补贴。 我们搬在暑假搬家了。 八月八日晚上八点,我坐在新房子里用筷子尖沾我爸的白酒, 看奥运。 生活逐渐恢复了平静。 对于我而言。 10年的时候,我们驱车去过映秀镇。 记得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双城记》里写,入四川盆地的时候,先前看黄土已经看得疲劳的眼睛,突然被一道道绿油油的瀑布冲刷。 而从成都到映秀镇的路上,就是完全相反的景象。 我看见的是盆地内从未见过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耸峙断崖,被硬生生劈开,植被被撕扯走。 在映秀镇遇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爷爷。 他说地震那天他背出来八个人。 活了两个还是三个。 他说,还有很多人其实埋在山里面,根本没有挖出来。 很多人是来度假的旅客,不熟悉路, 那天打麻将,喝茶,然后死了, 一直埋在变形的山里。 (当天穿了淡黄色的衣服,有非常多小虫子往我身上飞。那种小虫子不咬人,但总让我觉得跟被掩埋的尸体有关系…) 地震的时候大家喊的不是“地震了”, 而是, “垮山了”。 08年以后,我又经历了两次地震, 一次是13年雅安的地震, 我在床上躺着没有跑。 还有一次是去年九寨沟的地震, 我在床上继续玩手机。 “房子要垮,根本轮不到我们跑出来。” 我很庆幸我住在N城,在成都,而不在地震的断裂带上,如同我爸在我敲空矿泉水瓶时那样说的。 我很庆幸十年后我还有机会嘲笑我妈当时那句莫名其妙的“因为杯子底下有水。”,然后听她解释她以为是杯子下的水减少了水杯与桌面的摩擦力,所以水杯在滑动。 我很庆幸,十分苟且甚至卑鄙可耻地庆幸, 根本不敢细看的伤亡数字里,与我没有关系。 我很庆幸,能在汶川地震十年之后,和同学开玩笑说今年回成都第一天要吃火锅以接风洗尘, 因为我爱四川爱得深沉。 于是我想, 既然我们都活下来了, 就好好活下去吧。 (这是温家宝在震中对一个孤儿说的话。就这句话来说,无疑是对幸存者而言存在主义式的信念) 附上几张2014年在去北川的高速路上拍到的照片。 2018年5月12日,TX,一稿 2023年5月12日,HK,增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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