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最初于2023年3月发布在微信公众号“新乡土”,原文题目为《当前基层治理十大怪现象》。这篇文章目前在“新乡土”公众号中已不可见,但在微信、观察者网等平台仍有转载。作者吕德文,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无事找事 打雷下雨得通知去看看老百姓家里的房屋安全不安全,冬天取暖有消防安全隐患,要搞“敲门行动”。
“群众无小事”俨然成了狗屁工作的根源,把群众当作“巨婴”,把基层干部当作“保姆”,群众出点事,上级就要找基层干部的麻烦。 基层花了大量时间在应付各种清单和报表,有些地方动不动就搞个问题清单,但凡是巡视、督查、审计、环保、网络舆情、安全生产、信访、社会平安稳定出现的问题,都要清单化处理。没有问题,也要填各种报表,党建、经济、平安、改革、创新、生态、平安等工作,都有常规化的报表。
有经验的领导,一定要把“无事找事”的范儿做足,免得连累了自己和下属。某地发生过一个重大事故,十几个外地驴友擅自闯入禁区探险,结果遇到山洪暴发,全被淹死了。 ▍二、草木皆兵 任何一个工作都不能放松警惕,随时得紧绷神经,搞不好一点小事就酿成了大事。 基层最怕上级检查出了问题。只要是“问题”,必定要整改,其中的流程繁杂不已。 比如,出了一个安全事故,一次死亡超过三人,这个地方一整年肯定废了,两年都缓不过劲来。整改周期非常长,属地、部门和个人都得整改,还得做教训总结,完了还要举一反三由点到面整改。 ▍三、一刀切 上级制定政策都越来越细,连“原则上”这类的语言都不太愿意提及了。过去的一刀切,是只要结果,不问过程。一件任务,不仅要按时交账,还要过程控制,一周、一月、一季度、半年、一年,都得有台账和汇报。 很多政策,布置任务的时候,已经把表格做好了,照着填就是。要是脱贫速度慢了,当然要被质问;但快了也不行,上级会说,你咋那么厉害呢?厕所革命的时候也是,好像工程进度是匀速进行了,每个时间段完成多少比例都是规定好的。 现在的一刀切,基层都懒得吐槽了。因此,基层只能违心干活,有条件要干,没条件就创造条件干。 只不过,创造条件干的,差不多都是折腾。违背实际的一刀切,不仅折腾干部,还折腾群众。这个系统,已经到了无人负责的程度。基层怨声载道,却毫无办法。 ▍四、刻舟求剑 现如今,很多部门都有制度设计的瘾的。这个阶段过去了,问题就没了。 很多制度,都是为了解决特殊时期的特殊问题而设计的,可以说是实践的产物。但很多部门都希望把特定时期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制度保留并完善,而这个时期又过去了,这就有点刻舟求剑了。 比方说,过去邻里纠纷是个大问题,通过枫桥经验,通过村民自治来化解纠纷,就很重要。但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村都空心化了,农村社会从拥挤的社会变成了稀疏的社会,人们都不怎么接触了,矛盾自然就少了。 最典型的是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制度。这两个制度是在脱贫攻坚比较吃紧的时期,各地采取的应急措施。可以说,这是一个“攻坚”制度。现如今,“攻坚”已经完成了,这一制度的必要性其实就大打折扣了。 可我们的调查发现,各地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不仅没有撤离,反而扩大了派驻范围,加大了派驻力度。 ▍五、恐吓 有些红线,大家都懂,也理解,比如,意识形态,安全生产,粮食安全,环保。有些底线,也不用说,比方说不违规违法。 比方说,耕地“进出平衡”在基层的执行,明显不符合实际,制造混乱,但没人敢说。一些生态环保的问题,也明显在折腾,也不敢说。某地有个起火点被上级遥感到了,打电话要求地方上处理。但很不幸,又出了一个,上级发怒了,说这个地方的领导还能不能守住生态环保“红线“,这可把地方吓得半死。 于是乎,各地每年都要搞秸秆禁烧,花了大量时间和人力物力严防死守,真是劳民伤财。 某地发了一个禁止干部吃喝的文件,结果搞得风声(电视剧)鹤唳,基层干部连正常聚餐都不敢了。 但基层干部都懂政治,都不想在这个时候背一个“顶风作案”的帽子。干脆就不吃了呗,现如今谁还缺吃缺喝啊? ▍六、技术霸权 这些年,基层已经被陷入了技术牢笼中了,做任何事情,上级都给你一套程序,一套系统,你就得照着这些技术设定工作。 越来越多的部门依赖于现代技术,其目的无一例外都是为了更好得监督和控制基层。国土、生态、林业、环保等部门,都用上了卫星监测技术,是不是发一个图斑让基层去整改。图斑真是有图有真相,容不得基层狡辩。基层只有照着做的份。 但上级就不想一想,这些图斑所揭示的所谓真相,是需要解释的。不同层级,不同地方,解释很不一样。 很多部门依赖于技术,其实是懒政。因为技术代替了具体的行政工作,这些部门完全可以依赖于第三方去操作,基层已经是傀儡。乃至于,很多基层为了避免被技术霸凌,干脆攻关第三方算了。
▍七、唯利是图 基层治理差不多唯利是图了。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一切工作都围绕着项目转。几乎每个县都把重大项目放到最重要的位置,每个县级领导得领衔一个项目,每月都要检查进度。 招商引资、争资跑项仍然是各地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很多项目明显不合理,浪费钱财,但还是要搞。 有了项目,于公有利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于私则有明确利益,地方领导和干部群众都可以围绕项目,获得相应的利益。有了项目,哪怕是村干部也有利可图,至少可以承包一点小工程,成为地方能人。 有些地方有高价彩礼,有些地方光棍很多,有些地方养老不乐观,有些地方人情负担重,有些地方赌博成风,有些地方还有地下教会泛滥,这些事,又不能创造价值,还可能引发群众上访。
▍八、以点“代”面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个地方都把创特色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 为了吸引领导的注意力,各地都在想方设法造点,各地普遍把具有试验性的示范点,变成了展演性的典型。示范点的目的要让别的地方学习,可复制,可推广; 最简单的造点就是砸钱。每个县,每个乡镇都要造出一两个点出来,让领导来了可以看。 因此,现在的基层工作,指望以点带面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个县里面,有些村早就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但大多数村庄,则还处于初级阶段。 只可惜,很多“点”,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砸了那么多钱下去,谁买单呢?因此,往往是,越是光鲜亮丽的村庄,负债就越多。 ▍九、精准依赖 现如今,很多上级部门像是中了“精准”的毒,做什么事都要求精准,恨不的数字要精确到小数点的多少位。 站在任何一级领导的角度,对“规模性”的理解都是最好一个都没有。因为,如果一村有一个返贫,一个乡镇可能就有十几二十个,一个县就有几百个。一个不算规模性返贫,那几百个算不算? 但要做到一个都不允许,工作量就实在太大。于是乎,对返贫的监测,就很是全面而无用。但凡是有人车祸了,有孩子上大学了,有人住院了,都是所谓的风险点。 哪个村民家情况怎样,有没有返贫风险,村干部怎么会不知道呢?有风险,村干部主动报告不就完了?如果村干部不作为,群众举报不久得了?犯得着一个个信息提示么?结果是,花费了无尽的人力物力,反倒是起了副作用。 “精准治理”这个毒,必须拔掉。辅助精准的技术和制度设计,最好都废除,回归到群众工作的本质就行了。 要相信群众,他们自己的事自己会处理好。我在基层调研,一位乡组织委员说, ▍十、包办代替 基层俨然成了群众的“保姆”,不仅要时刻提醒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了,还经常着急忙慌包办代替。久而久之,少数群众已经形成了等靠要思想。 现如今,很多地方搞公益事业,让群众自己参与出钱出力是不可能的了。 搞人居环境治理,政府比群众还着急。人家都不在乎自己的生活环境脏乱差,但基层政府在乎。为了保持清洁,各村都雇佣了专职保洁员。保洁俨然成了各村最大一笔开支,这也是奇了怪了。 人家都不愿意脱贫致富,着急什么呢? 城市社区也一样,什么事都要等街道社区去做,楼道堵塞、安装电梯、环境卫生,似乎都成了社区治理的难题。几乎每一项工作要做下来,背后都是依靠政府财政支持。 疫情防控过后,每个社区都有了下沉单位。这些下沉单位,俨然成了“帮扶工作队”,其最大任务就是链接资源给小区办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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