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爱的不是《繁花》，而是那个遍地机会的年代

《繁花》火了。

开播14天，每一天的播放和话题都在霸榜。

大结局当晚，豆瓣17万网友打出了8.3的高分，近一半的人打出满分。

剧中耳熟能详的“汪小姐”“三羊”“繁花”“不响”等已被申请注册商标，单与“繁花”相关的商标就有超200个被申请。

“繁花周边”成为市场香饽饽，排骨年糕搜索量暴增7倍，宝总最爱的泡饭订单量大涨110%，至真园原型苔圣园酒家除夕年夜饭已约满，平日用餐也基本爆满，不再接受预约。

和平饭店同款72号的“英国套房”改名为“英国繁花套房”，1.68万一晚还连日告罄。

那是一个遍地机会的春天，那是一个中国人初尝金钱狂热的时刻，那是一个百家争鸣文体两开花的时候。

20世纪90 年代初的中国，人们走出了思想的争论，挤在最繁华的都市中心，身边弥漫着财富的气息，梦想着生活一定会变得更好。

《繁花》只是悄悄打开了通往这段记忆的大门。

电视剧《繁花》剧照（图/网络）

1992年，东方风来满眼春，一位88岁的老人，在1月18日到2月21日，走遍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不少讲话。著名的“南方谈话”，终结了那几年的思想大论战。

许多人至今仍然记得：“发展才是硬道理。”

听完“南方谈话”的华西村吴仁宝，当晚把村干部召集起来，会议开到凌晨两点，下令动员一切资金，囤积原材料。他一面四处高息借贷，一面要指标、跑铝锭，村里当时以每吨6000多元购进铝锭，三个月后，涨到1.8万多元每吨。

中国一栋最高的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挤进了300家公司，“一层25个房间，最多拥挤着20多家公司，有的一张写字台就是一家公司。”

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成为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

对于初次创业的人来说，“一只龙虾，就是一个机会”。

《繁花》中至真园原型苔圣园酒家老板娘回忆，

人们挤在黄河路，要在最气派的饭店，结识最“有面”的人，谈成最牛的生意。

于是1993年，黄浦区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在755米长的黄河路，开了一百多家饭店。

就像苔圣园的总经理、店长们回忆的那样：

20世纪90年代的黄河路，出租车一溜排满整条路。

铺满整条路的，还有霓虹灯。随便头往上一抬，基本上都能看到头顶的霓虹灯。

这里仿佛没有日夜，店家早上十点开门，直到夜宵，大家一直吃到早上六七点钟。夜晚一个台子翻三四遍甚至四五遍都有。

烟花炮仗从各家各户一轮轮地放，放几个钟头，一家放得比一家响。整条街走不动道，因为烟花纸堆得像地毯那么厚。

豆瓣网友“JIE”回忆，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只能用“疯狂”形容，黄河路上谈生意的老板给小费出手就是百元钞票，而90年代初工资才一百多，到1995年，全国职工平均月工资也不到五百元。

弄堂里有好几台大哥大，平时根本没什么人打电话，但他们就是要有。

这种似乎难以被理解的腔调和派头，却是当时谈生意的标配。

就像《繁花》里的“老克勒”爷叔，请来宁波红帮裁缝，给胡歌饰演的阿宝量身定制一身噱头十足的西服：

“西装一定要讲料作，一定要英纺纯羊毛的；

夏天嘛，派利斯、凡立丁；

冬天嘛，法兰绒、轧别丁、舍维呢……”

要做到“远看、近看、站着、坐着都好看，走起路来不好看，不灵”。

电视剧《繁花》剧照（图/网络）

整饬完成，就该去饭店里谈生意了。

《繁花》里的至真园盛大开业，服务员高喊“黄金宝地，喜接四海宾客，吉星高照，笑迎八方财神”。

一万一筒的烟花，开业时直接头也不回放掉三个，还请来港星温兆伦压轴，那时的他正是全民追捧的偶像，《我本善良》中亦正亦邪的“齐浩男”成为经典角色。

“海宁皮草少爷”、“黄河路小王子”魏总，一出场就和阿宝抢生意，生意还没完全谈成，就请全餐厅88桌客人吃“霸王别姬”，一梭哈下来消费三万五。

就算生意没谈成，“霸王别姬”白请了，但是这些生意人坚信，只要名气打出去了，流出去的钱，总会流回口袋。

敢于做梦，铸成那一代人豪横的底色。

1990年年末，深交所和上交所相继开办，那时的上交所还只有8只股票，12.34亿元市值。一面从旧货市场淘来的铜锣，敲响了上证交易所的第一记开市锣声。

1992年5月，上证指数从20日的616点连日上窜，到25日已高达1420点，新上市的几种股票从二三十元涨到二三百元。

7月，股价继续狂涨，市盈率在几百倍以上翻腾。当时有外国媒体评论：上海出现世界上最贵的股票！

上海一个只有半个足球场大的文化广场，被上证包下作临时交易场所，股民们席地而坐，听着广播每五分钟播报的一次行情，然后委托下单，电话交易。

股票买卖临时委托点（图/人民日报）

到 1992年8月，股票已经从最初的无人问津变成炙手可热，为此深交所还发布《新股认购抽签表发售公告》，买新股，只能抽签认购，凭身份证办理，一个认购者可持有10张身份证，一证可买一张抽签表，每张抽签表可认购1000股。

公告一出，来自全国各地的身份证寄往深圳邮局，其中最大的一个包裹高达17.5公斤，里面放了足足2500张身份证。一个当时常住人口只有60万的深圳，两日内一下涌进150万人。没有边防证进不了特区的人，靠农民带路钻铁丝网，每位40元。

南京大学还成立“股票实践交易行”实验课，学生“红马夹”忙着举牌竞价，“黄马夹”紧张地记价、配价，每星期日交易一次，领略股市变幻。

就连鲁迅笔下的“闰土们”，也当上了股东。

浙江绍兴县，84岁老农徐阿寿（右二），用3000元钱买了钱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6股股票（图/人民日报）

连带着教授炒股的书，也畅销热卖。根据人民日报记载，1992年，股票书至少出版了七八十种，《股票，叩击中国大门》《股票市场沉浮录》《亚洲证券市场》给股民带来启蒙，一般都能印上几万册，几乎没有哪家出版社有书砸手里。

《繁花》里的阿宝，尽管身无分文，创业的起点为“负”。但在爷叔的指点下，不惧负债，借来一万多，连好兄弟陶陶的金链子也抢来当掉卖钱，全部购入电真空股票。

后来，深圳大量收购，股价升五倍，破三百八十元。

而真正让阿宝蜕变成宝总，则是因为认购证。

当时一张认购证30元，劝退不少人。但大户们经过计算后，发协如果发行量在200万份的话，将认购证的申购成本摊到股票中去，就是绝对超值的。

于是，人们纷纷挤进发售点，阿宝的好友“蔡司令”，为了帮助阿宝买进认购证，被阀门夹住腿，依旧高喊阿宝进去。

4个月后，认购证升值160倍，宝总就此立足。

1992年，也是中国房地产巨头集体井喷的一年，绿地、碧桂园、万达、恒大纷纷成立。

在酒店、饭店，大哥大里传来的声音都是“×××急需资金×千万，现在投进去，年底分房，回报率70%，怎么样？做不做？”

曾就职于国家体改委的冯仑，也在1992年5月直奔海南，不要“铁饭碗”，改要房地产。

那时的海南开发到了近乎狂热的地步，前一年6月海南的公寓房还是1200元每平方，到1992年6月，这个数字已经上涨到3500元。

有人在深圳宝安购入一块荒地，未动一草一木，便已溢价几百万元。

国民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1991年，中国GDP为2.1万亿，1992年，这个数字变成2.6万亿，到1993年底，这个数字首次突破了3.5万亿。

以至于当时有媒体指出，经济有些“过热了”。

“不必过份多说 自己清楚

你我到底想要作些什么

不必在乎许多 更不必难过

终究有一天你会明白我……”

《繁花》的终极预告中，一曲《无地自容》，让人再次感受那个时代的跳动。

王家卫说：

从1991年黑豹的《无地自容》，到1992年唐朝乐队的《唐朝》，再到1993年指南针乐队的《选择坚强》，三张专辑，带领着中国摇滚迈向巅峰，更让人和时代一起，热血沸腾。

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向人们挥手。

“歌神”从许冠杰变成了张学友，再加上刘德华、黎明、郭富城，“四大天王”成为一代人的记忆。

靠“冬天里的一把火”成为全民偶像的“费翔”，也被《繁花》请来演唱，让新品牌“三羊”在沪联燃起“熊熊大火”，成为炙手可热的品牌。

电视剧《繁花》剧照（图/网络）

音乐领域的重磅不断，影视作品也别开生面。

1992年，一部中国电影荣获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金狮奖，女主巩俐也凭此成为中国大陆首位威尼斯影后。

这部片子就是张艺谋导演的《秋菊打官司》，讲的是一个西北山村的一个农民，因为与村长起争执被踢伤下体无法再干农活，村长从未表态。妻子秋菊气不过，找村长理论却不得理会，为争口气，一纸诉状层层上告，从乡里到县里、市里，最后向人民法院起诉。

这一年，王朔也成为一种现象。不论是他主笔的单本长篇、小说集，还是收录15本作品的《王朔文集》，都卖断货。

他着手写作的《编辑部的故事》也在1992年上映，至今仍是中国情景喜剧的顶尖之一。

光怪陆离、三教九流，改革开放下人生百态在这间编辑部内一一呈现。

主演葛优那句“勇敢地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不要被世俗的流言蜚语所困扰，记住，要像荷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依旧是经典片段。

那一年，报纸刚刚告别“铅与火”的旧式印刷技术，采用彩色印刷。早出报早投递多渠道发行，成为报社深化改革，自负盈亏的新路子。

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庄泳为中国夺得该届奥运会首金，这也是中国队第一枚奥运会游泳金牌。

女子跳板决赛中，第一代“跳水皇后”高敏在多轮落后的不利局面下，顶住压力，成功卫冕。年仅14岁的伏明霞也一举夺冠。

到次年，马家军长跑神女足下生风，脚踏世界纪录，碧池小花翻江倒海，技惊寰宇。

从百姓到国家，都在发出时代的呐喊，试图向世界展现一个全面、真实、鲜活的中国。

一条黄河路，道不尽一个时代的繁华。

霓虹入眼，万花如海，一个又一个传奇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轮番上演。

城市激荡转型，个人命运转折，狂飙突进，也大浪淘沙。在改革的春风下，人人只争朝夕。

也许对于其他地方的中国人而言，当年的社会面貌不像《繁花》里的上海那样光彩夺目。

但那仍然是每一个平凡人都能够做梦、通过奋斗改变人生的时代。

就像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