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国男子顺手做了DNA测试：喜获600个舅舅和姨妈

2013年，一位叫 Simon Smith 的加拿大多伦多男子出于对自身健康和家族历史的好奇，随手做了一个DNA测试。

他没有想到，这一小管唾液，竟然喜提600个舅舅和姨妈!不但颠覆了母亲 Adrianne Smith 对自己出生的全部认知，也为整个家族拉开了一场跨越八十年的寻根大戏。

令人吃惊地是，Simon 母亲 Adrianne 的“血缘家族”里，竟可能有多达600位“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

这不是好莱坞剧情，而是真实发生在多伦多一户人家的故事。

一封来自“表亲”的神秘邮件

事情的转折点出现在2014年12月。

Simon 的邮箱收到一封来自英国女子 Lyssa McGowan 的邮件，她自称是Simon的“第一表亲”。

这消息让Simon一家一头雾水，因为们从未听说过 Lyssa McGowan 这么一个人。

可DNA报告的确显示，加拿大男子 Simon 和 英国女子 Lyssa 的共同祖源高度吻合，甚至都带有浓厚的“东欧犹太人”(Ashkenazi Jewish)血统。

而更惊人的是，Lyssa 透露，她的母亲 Caryl Blumenthal 是通过辅助生育技术出生的。

听到这，Simon 的妈妈 Adrianne 一脸懵，她自己可是有父母的，一辈子都是有父母的!父亲 Louis Pitt 和 母亲 Millicent 都从事裁缝行业，两人相识于1934年的伦敦，1936年成婚，恩爱一生。

难道自己的父亲，在英国还有一个孩子?Adrianne 有点迷糊了……

“我姥爷可能偷偷在英国有个孩子?完全不可能!” Adrianne 的女儿、记者 Leora Smith 坚定地说。

人名太多，有点乱，这里理一下，说话的这位 Leora，是最早进行 DNA 测试的加拿大男子 Simon 的姐妹，而他们的妈妈 Adrianne 则是后来被发现有600个“同父异母”兄弟姐妹的女主角。

一封邮件，打开命运的潘多拉盒子

虽然“荒唐”，但DNA不会说谎。多伦多母亲 Adrianne 终于按捺不住，亲自给那位英国母亲 Caryl Blumenthal 写了一封邮件。

Adrianne 一边讲述自己的家族故事，一边夹杂着一些调侃和疑问，“我不惊慌，但我真的非常好奇。”

这封邮件开启了一段“姐妹情深”的关系，两人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谜团也逐渐解开，最后这两位老姐妹，终于在多伦多见了面。

伦敦神秘诊所不为人知的“秘密”

2015年初，Adrianne 的女儿在一次偶然的搜索中发现了一部纪录片，讲述的是伦敦一对夫妻开设的不为人知的生育诊所。Mary Barton 和丈夫 Bertold Wiesner 从1940年代起在伦敦多地开设了辅助生殖中心。

纪录片的导演 Barry Stevens 正是为了寻找自己“生父”而开始调查。他通过DNA测试发现，自己竟与这对夫妇的“官方儿子”同为“半个兄弟”。

进一步调查发现，这对医生夫妻里的丈夫 Bertold Wiesner 就是自己的这家诊所的主要精子来源者。

他很可能为当时三分之二的受孕案例提供了精子，粗略估计，他的基因贡献出了多达600个孩子。

你没看错，600个。

来来，大胆的猜一下，这600个孩子中，除了纪录片的导演 Barry Stevens ，有没有我们上面提到的谁呢?

DNA揭开真相，两位母亲也就是那600个中的

2016年春，多伦多母亲 Adrianne 终于和 纪录片导演Barry Stevens 见了面，DNA测试显示，他们果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而这也间接证明了，Adrianne的“生父”不是养育她的Louis Pitt，而是那个在历史中神秘又陌生的男人，自己开辅助生殖中心，自己供精的 Bertold Wiesner。

这个发现并没有让 Adrianne 动摇亲情的根基。“如果我爸爸(养父)知道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他依然全心全意地爱我。我为什么要抹去这一份无条件的爱呢?”

她说得云淡风轻，却令人动容。

“同父异母”兄弟姐妹会，每年都在扩编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Adrianne陆续找到了40多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年龄横跨50岁到70岁。他们有一个亲切的自称是 “Halfies” (直译就是“有一半血缘”的兄弟姐妹)。

他们之间以电邮保持联系，欢迎“新成员”时还有“入会流程”。每年圣诞节后，群里最容易“扩编”，因为很多人都会收到DNA测试当节日礼物。

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坦然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血缘真相。

“你说他们是兄弟姐妹，那我算什么?”

多伦多母亲 Adrianne 成长过程中唯一的妹妹 Geraldine 就对这个发现非常抗拒。

“当姐姐(Adrianne)称那些陌生人为‘兄弟姐妹’时，我感到被背叛了，我才是她的亲妹妹啊。”

同时，Geraldine 拒绝做任何DNA测试，她笃信养育自己长大的父母，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即使姐姐不是父亲的亲生女儿，但她自己跟这一出捐精闹剧也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而 Adrianne 的 女儿 Leora 也说：“小姨还有小姨的孩子们，跟我姥爷(其实是 Leora 妈妈的养父，也不是她的亲姥爷)确实长得很像。对小姨来说，这就足够了。”

争取“基因身份”的知情权

经历这一切后，多伦多母亲 Adrianne 不仅没有羞于分享自己的身世，反而积极投身于社会改革。她加入了 加拿大捐赠者后代联盟(Donor-Conceived Alliance of Canada)，推动加拿大立法改革。

她主张：

禁止精子和卵子的匿名捐赠;

要求保存捐赠者的健康和基因资料，供后代查阅;

保障“受捐出生者”的知情权和身份尊严。

尽管加拿大近年已修法，要求捐赠者填写健康问卷，但这些信息只保存10年。孩子若在10岁前没有查询，就再也查不到。

“我们应当有权利了解自己的基因身份，”Adrianne 坚定地说。

这个故事，是关于爱，更是关于选择知情的权利

Adrianne说，她永远不会因为父母(养父，但未说明是否是亲生母亲)没有告诉她真相而怪罪他们。“如果他们还在，我真希望能对他们说：‘你们做得很好，我过得很幸福，一切都好。’”

而那个“神秘的600人家族”，则仍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扩展中。而对于 Adrianne 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数字，而是每一个重新建立起的连结。

无论是血缘亲情，还是养育感情，她都很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