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被高估了

在全球经济碎片化与贸易紧张升温下，发展中国家面临输入性通膨、出口价格下滑与外资减少等重大压力。

曾任非洲开发银行副总裁，现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主任、哈佛大学甘迺迪学院资深研究员法国学者亚雷兹基（Rabah Arezki）日前发表文章主张，这些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开放市场”与“经济主权”之间寻求平衡，积极改善长期依赖原物料出口、受制于跨国企业垄断的不利结构，建议透过强化机构能力与契约透明化，提升谈判筹码与税收能力，投资基础建设与就业机会。

亚雷兹基否定只靠补贴中小企业的效果，主张“混合型产业政策”，以短期补贴结合绩效诱因，提升本国产业韧性，尤其认为透过强制合资与市场规模吸引技术转移与产业升级的“中国模式”是成功策略，值得发展中国家参考。

然而，将所谓中国模式奉为圭臬，我认为忽略了其独特历史、政经条件，并可能导致系列风险。

首先，亚雷兹基指出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透过强制合资、技术转移，并利用其庞大市场和低廉劳力实现快速产业升级，为发展中国家示范了有效模式——然而此“成功模式”背后，其实是发展中国家难以复制的独特条件。

中国当时的发展根植于庞大人口红利、极权政府强制执行力，以及长期由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高度集权，使得中共政府能够推动大规模长期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并对市场进行干预和保护。相较之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具备类似的行政条件与绝对掌控资源之权力，在推动复杂产业政策时势必面临更多内部阻力。

中国十多亿人口的庞大国内市场，赋予与跨国企业谈判的强大议价能力，是吸引外资，并使其愿意为进入市场而妥协部分技术转移的关键筹码。然而一般发展中国家缺乏足够吸引外资的市场规模——将中国模式视为“万灵丹”反而可能导致资源错置和政策误导，犹如吃错药。

亚雷兹基强调发展中国家需要“重塑经济主权”，与跨国企业重新谈判取得更公平的利益。然而真正的经济主权若无健全的法治、透明的治理体系和负责任的政府为基础，就只会是空洞的政治口号。

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漠视法治、官僚腐败、效率低下、欠缺契约精神与执行力等问题，中国更是相当严重。于是，即使能够成功向跨国企业重谈条件与税收分润，或者强制提高本国加工比重，新增的资源也可能在层层剥削或者低效管理中被浪费掉，遑论惠及人民。

亚雷兹基提出“应该欢迎跨国企业进入，但需透过诱因政策促其分享技术与在地生产”的观点，与现实矛盾。跨国企业重视稳定且法治完备的投资环境，对于强制合资与技术转移等具有制度风险的政策，想躲都来不及了。发展中国家若一边积极争取外资投入，却又要求过甚，甚至不尊重企业自主和智慧产权，迟早导致外资丧失信心，继而出走。

亚雷兹基将跨国企业“妖魔化”为掠夺者也有失偏颇，难免有些跨国企业涉及不当行为，但也暴露发展中国家监管漏洞——容再重申，若无健全的法治、透明的审计和有效的反腐体系，实难吸引负责任的投资者，正视并改革本国制度缺陷，才能解决经济发展困境。

亚雷兹基认为单纯补贴中小企业发展难以促进持续成长，建议混合型产业政策，可以理解。然而稳健的产业政策应兼顾国内外力量的平衡，除了改善本国中小企业经营环境，包括融资、培训、拓展市场，以强化竞争力；另一方面应善用外资引导机制，确保技术转移是扎实而双赢。模仿中共专制的“国进民退”保护主义，并非良方。

此外，技术转移不等于技术自主，跨国企业倾向保留高阶研发与核心技术，倘若发展中国家在各方面未能同步提升，实难转化为本国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更难摆脱低阶制造者或资源出口者角色——近年中国经济放缓并且面临结构性挑战，甚至挟其渗透恶意引起先进国家对于威胁之敏锐反感，实为欲效仿中国模式的发展中国家之警钟。亚雷兹基难道视若无睹？

综而言之，亚雷兹基所提倡效法“中国模式”理论上或具启发性，实务上却充满风险与矛盾。中国的发展有其特殊历史与政经条件，亚雷兹基对中国模式的过度简化甚至美化，不切实际。

发展中国家的政经发展策略，应根据独特国情与发展阶段，打造具有法治基础与弹性的治理体系，不应模仿单一配方，例如强化法治环境与监管能力、持续提升教育与基础建设、培育具有竞争力的本国企业，并且灵活地与全球市场进行深度互动合作。唯有建立符合国情的制度韧性，建立具有国内外成长动力的市场机制，才能在万变的全球新秩序中，走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发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