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深陷债务深渊

　　本世纪，中国出现了拥有房产、从事创业的中产阶级，这个群体推动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消费。

今年5月，零售销售同比增长6.4%，得益于政府为重振消费热情而提供的补贴。过去几年，北京甚至谨慎地鼓励借贷。

　　但所有这些也带来了新的风险。除了车水马龙的街道、华丽的餐厅和庞大的购物中心之外，还有一个同样深远但不易察觉的变化：居民债务飙升。

　　经济学人的报导指出，居民债务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6年不足11%升至如今超过60%，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贷款方包括国有银行和科技平台。研究机构龙洲经讯估计，目前可能有2500万到3400万人已经违约。如果再加上逾期未还的，人数可能在6100万到8300万之间，占15岁及以上总人口的5-7%。

　　这个机构表示，两项数字都比五年前翻了一倍。在高企的青年失业率和房地产低迷的背景下，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

　　在中国，个人债务问题仍令人感到羞耻且缺乏处理经验。政府在帮助债务人方面也举步维艰。

　　政府已经在全力应对整个体系中的债务问题：地方政府债务依然居高不下，企业债务也令人不安，居民债务则是另一个需要操心的问题。虽然这还不是对金融稳定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但越来越沉重地压在中产阶级心头，抑制他们的消费，动摇了共产党视为维系执政基础的“日益繁荣”信念。

　　中国家庭有一定的缓冲。摩根大通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居民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接近32%，远高于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美国不到3%的水平。但在经济繁荣时期，住房贷款似乎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尤其是当时就业机会充足、稳定。人们习惯于从支付宝、微众银行等大型网络贷款平台上大手笔借钱。还有人借钱投资家族企业。

　　然后，2020年的“动态清零”封控和次年开始的房地产崩盘改变了一切。

　　不管起因是什么，如今很多人都陷入债务危机，甚至与咄咄逼人的债务催收人员打起了交道。

　　先说房地产。

　　去年，住房贷款（不含经营性贷款）占居民贷款总额的65%。大部分按揭贷款由国有银行发放，银行在处理无力偿还者时必须谨慎。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去年法院拍卖的住宅法拍房数量为36.6万套，略高于2023年的36.4万套。但未能按时还贷的人数可能增长得更快。

　　监管机构对涉及居民首套住房的激进收房行为持谨慎态度，担心引发公众抗议。银行还可能考虑另一个问题：在当下低迷的市场里，拍卖房产可能无法收回贷款本金。而在住房贷款份额较小的网络贷款平台，对收回欠款态度通常更为强硬。

　　挥霍型借贷者也是一个麻烦群体。

　　上海的“千禧一代”莉莉，在就职的软件公司因现金流困难停发工资后陷入债务危机。她欠网络贷款平台3万元。为了还债，她尝试做“债务IP”，也就是把自己的破产故事变成在社交平台上吸引流量赚钱的手段。

　　她在社交账号上用短视频讲述自己的负债经历，但还没火起来。一些最受欢迎的债务IP有数十万粉丝。

　　她说：“有的人甚至在比谁的债更多，哦，我欠了1000万，我欠了一个亿。”

　　再看投资性债务。在浙江省杭州市，白女士曾经营一家成功的教育公司，并为此申请了数百万元的个人贷款。很多中国人会为家族企业融资，而贷款机构往往要求个人担保，这使得如果创业失败，整个家庭都面临风险。

　　她的公司全盛时期在30多个培训点开设辅导班，学生人数在5万到6万人之间，年收入在1亿到2亿元之间。

　　然后，疫情爆发，政府对教培行业实施了严格整顿。她被迫卖掉房子和车来还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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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和银行打交道还是相对容易的。

　　在疫情期间，政府要求银行对受影响的借款人宽容一些，银行同意免除数万元利息。真正的难题是应付那些从网络贷款平台借钱后遭遇的“催狗”。他们不断用不同的电话骚扰白女士、她的朋友和亲属，让人无法屏蔽。

　　她尤其愤怒的是对父母的骚扰。她说：“在中国，我们一般不会把坏消息告诉父母，他们因此非常非常受打击。”

　　白女士因此患上抑郁症，还曾产生轻生念头。她的丈夫最终和她离婚。

　　中国针对催收行业的相关法规还很新，执法也不够到位。法院不仅没有帮助白女士，还把她列入“社会信用”黑名单，导致她不能乘坐飞机、高铁，也不能住豪华酒店。

　　那么，债务人能从哪里获得帮助？

　　线上互助群体正在发展。芬兰图尔库大学的 Jiaqi Guo研究了在豆瓣上的一个组织“负债者联盟”。这个组织成立于2019年，如今已有超过6万名成员。

　　Jiaqi Guo博士说，用户经常讨论“社死”，指的就是因为“电话轰炸”这种催收手段导致的人际关系破裂。

　　随着负债人数量的增加，政府也试图表现出一丝同情。去年，中国禁止催收公司威胁使用暴力、使用辱骂性语言或在深夜打电话骚扰。政府还提醒贷款机构要保护个人信息（大概是指不要滥用通讯录数据）。

　　但在中国，数据隐私法规执行松散。债务人论坛上的投诉显示，催收人员的恐吓和侵犯隐私行为几乎没有改变。

　　一个可能起到帮助作用的改革，是引入类似于发达国家的个人破产法，防止债务人因为债务索赔而被彻底榨干。

　　缺乏这类法律也助长了高利贷平台向绝望的违约者发放高息贷款。2021年，深圳成为中国首个引入个人破产法的城市。但这个制度运行得非常谨慎。到2024年9月底，申请破产保护的人数超过2700人，但法院只受理了大约10%的案件。

　　还有其他一些地方也在试点类似计划。但中央政府并不急于推动全国性立法，因为债权人往往是国有大公司，官员担心这样的法律会被视为对冲动消费或投机投资的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