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亿国人债务爆雷！外资撤离加速经济崩溃

2025年，中国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个人与家庭债务危机愈演愈烈，逾期贷款人数激增，影响社会消费与经济循环；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加速撤离，深圳与上海等昔日繁荣城市经济数据大幅下滑，暴露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根据文昭与唐青的分析，本文将深入探讨中国个人与家庭债务危机的严重性、外资撤离的背景与影响，以及中共内部政策与权斗如何加剧经济困境。

- 惊人数字：1.2亿人陷入中度以上债务逾期

根据文昭引述的数据，2025年第一季度，中国个人网贷与信用卡贷款中度逾期（30至90天未能及时还本付息）人数高达1.2亿人，占全部贷款用户的约三分之一。若加上90天以上的重度逾期（4300万人），债务问题的严重性可见一斑。这些数字虽来自非官方渠道，但通过与美国及希腊的数据对比，显示中国的情况介于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信用卡重度逾期率6.8%）与2015年希腊债务危机（信用卡重度逾期率55%）之间，反映出中国个人债务问题已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

- 债务与储蓄的矛盾

中国居民储蓄馀额屡创新高，2024年达56万亿元人民币，但个人与家庭债务总额却高达80多万亿元（约11.5万亿美元）。表面上看，储蓄与债务的对比显示中国家庭的还债能力有限。更严重的是，储蓄分布极不均匀。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人均存款超过10万元的家庭仅占总数的10%，而存款超过100万元的家庭不到0.1%。这意味著大多数债务重压下的家庭几乎没有储蓄，属于典型的“月光族”或低储蓄人群。

人民币（Getty Images）

- 现金短债比：家庭财务健康的关键指标

文昭提到，家庭财务健康的核心指标是“现金短债比”，即一年内可动用的税后收入与存款总和与短期债务（包括房贷、消费贷款及利息）的比率。若该比率低于1，家庭还债能力将面临挑战。在中国，许多家庭的现金短债比远低于1，尤其是在失业率上升、经济不稳定的背景下。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如加拿大的失业保险金替代率可达55%，并可领取数月，帮助家庭度过经济困难。而中国的失业保险替代率仅约20%，远不足以支撑失业家庭的基本开支。

- 房贷与消费贷款的恶性循环

在中国，房贷是家庭债务的主要组成部分。文昭指出，许多中度逾期者优先保障房贷还款，通过“拆东墙补西墙”方式（如刷信用卡还最低还款额）维持财务平衡。然而，一旦进入重度逾期（超过180天），这些家庭往往连房贷也无法偿还。4300万重度逾期者中，几乎所有有房贷的家庭都处于断供边缘，而1.2亿中度逾期者则正走向这一危险境地。

文昭预测，中国经济正面临“债务+通缩+人口萎缩”的三重危机。根据估计，中国总债务（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达455万亿元人民币，以3%的商业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仅利息支出每年就需13.65万亿元，占2024年GDP（135万亿元）的10%以上。这意味著，即便GDP增长率达到10%（现实中几乎不可能），也仅能维持债务不恶化。随著人口萎缩和资产价格下跌，抵押品（如房地产）价值缩水，银行可能要求债务人追加抵押，进一步加剧债务危机。

- 大众汽车关厂：外资撤离的缩影

唐青提到，大众汽车与上汽集团合作的南京工厂于2025年关闭，这是大众在中国市场的又一次重大挫败。该工厂自2008年投产，年产能最高达36万辆，但随著燃油车市场萎缩及物流成本高企，大众选择关停并将部分生产转移至江苏其他地区。早在2022年，大众已关闭上海安亭第一工厂，显示其在中国市场的持续收缩。作为曾占全球交付量30%的中国市场，如今大众被本土电动车品牌（如比亚迪）超越，市场份额急剧下降。

- 外资车企的困境

唐青分析，中国燃油车市场急剧萎缩，本土电动车品牌迅速崛起。比亚迪2023年超越大众，成为中国销量最高品牌，2025年上半年销量突破210万辆，同比增长33%。本土品牌通过低价策略（比亚迪车型比大众便宜约40%）和技术进步，逐步蚕食外资品牌市场份额。其他外资车企如吉普（母公司Stellantis）也陷入困境，其与广汽集团合作的广汽菲克已申请破产，吉普车型仅靠进口销售，销量惨淡。

- “养套杀”模式：中共对外资的策略

唐青指出，中共对外资企业采取“养套杀”模式：先以市场和政策优惠吸引外资进入，随后通过技术转让、合资要求甚至商业间谍手段获取技术，最终扶持本土企业将外资挤出市场。从摩托罗拉、苹果到特斯拉，这些跨国企业在中国的经历无不印证这一模式。特斯拉上海工厂虽一度成功，但其供应链伙伴迅速转为竞争对手，削弱其市场地位。

- 深圳与上海的经济低迷

深圳和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的标杆城市，如今面临严重衰退。根据深圳市统计局数据，2025年前五个月，深圳工业增速仅3.5%，同比下降8.8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下滑9.2%，出口下降8.6%。街头流浪者增加，企业拖欠工资，办公楼空置率上升，甚至高科技园区的办公楼被改为共享工位或菜市场。

上海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虽然官方宣称2025年一季度GDP增长5.1%，但实际感受与数据背离。街头冷清，地铁空荡，公寓空置率上升，外来常住人口首次跌破千万。中产阶级因高额房贷和投资失败濒临破产，餐饮业等服务行业普遍艰难，10家餐馆中有8家在苦撑。

- 地方债务的“化债”骗局

文昭提到，中共对地方隐形债务和房地产开发商债务高度重视，但对个人和企业债务则采取“听之任之”态度。所谓的“化债”并非真正化解，而是通过发行4万亿元再融资债券，将高利率短期债务转为低利率长期债务。这一操作仅是“挪动包袱”，并未缩减债务总量。地方债务总额高达100万亿元以上，4万亿元仅够支付利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 内斗与政策混乱

唐青指出，中共高层内斗加剧，影响经济决策的稳定性。习近平亲自挑选的政治局班底陷入乱局，例如丁薛祥主导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成为烂尾工程，前新疆书记马兴瑞突然免职，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人间蒸发”。这些乱象削弱了中共的统治威信，也导致经济政策执行不力。地方经济低迷与高层权斗密切相关，政策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动摇了外资信心。

- 个人破产制度的缺失

文昭提到，中国缺乏全国性的个人破产制度，这与房地产在家庭财富中的高占比及信用体系不健全有关。一旦允许大规模个人破产，银行不良贷款可能失控，且第三方专业破产托管力量不足，易受行政干预。当前，债务人与银行只能通过协商缓解压力，但若经济不回暖，个人收入不改善，债务危机将进一步恶化。

- 人口萎缩与资产价格下跌

随著人口萎缩，房地产需求下降，资产价格持续下跌。银行对抵押品价值的重新评估将导致更多家庭面临追加抵押的压力，进而引发资产清算与破产潮。文昭警告，这一趋势将进一步打断消费与再生产循环，加剧通缩压力。

- 外资撤离的长期影响

外资企业的撤离不仅削弱中国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还导致就业机会减少，进一步加剧失业与债务问题。深圳与上海的经济低迷可能预示著中国经济进入长期衰退，昔日繁荣的城市正面临结构性挑战。

中国经济正面临债务危机、通缩压力与人口萎缩的三重打击，外资撤离与城市经济低迷进一步暴露了结构性问题。中共高层内斗与政策混乱加剧了经济困境，地方债务的“化债”骗局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文昭建议，在当前乱世中，个人应避免新增债务，优先还清旧债，追求稳定而非高增长，以应对未来的经济不确定性。

唐青则呼吁关注外资撤离与城市经济衰退的深层原因，并质疑中共政策是否能带领中国走出困境。未来，中国经济能否找到新的增长点，抑或继续陷入泥潭，仍充满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