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治局是大陆权力核心,6月间审议《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海内外舆论赋予各式各样的解读与联想,其中不乏集权或削权这类宫斗剧本,若探究其条文纲目并了解其脉络和影响,当知其目的是为提升决策质量、厘清党政分工,是中共再一次的自我改革。 此一条例是经过多年的规划,按部就班完成的党内立规,并非仓促提出。 首先是2020年9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授权设立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负责相关工作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接着2023年4月发布《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纲要(2023-2027年)》,提出《研究制定《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 政治局审议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已列入2年前提出的党内法规制定规划。 此次审议《条例》新闻稿中提及《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16字,和2020年时《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的表述一致,可见《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从酝酿、规划、起草到审议,横跨二十大前后5年,自然代表中共的集体意志,也可印证大陆高层政治的稳定。 另一个事例也佐证相关猜测并不可靠。 今年初大陆编制“十五五”规划时,提出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海外若干舆论解读“向胡温时代回头”。 其实2020年9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第23条明白写出,党中央作出重大决策部署...... 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说明这组概念多年沿用,并无特殊意义。 若务实观察《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应能解读出大陆领导层有意厘清党政关系的思路。 所谓“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并非新生事物,而是中共从延安时代延续至今,以“小组”、“委员会”制度处理问题的惯性,决策协调机构的核心任务是处理党政关系,也就是“决策与执行”的关系。 改革开放后,中共高层反思文革教训,提出党政分开原则,撤销政法委、取消政府的党组,但1989年后恢复设立。 习近平上任后,面对当时九龙治水、各管一摊的局面,决定强化小组和委员会的功能和权威,并亲自担任组长或主任,主导议程。 习的强势领导下,大陆民间出现“南北院之争”的耳语。 依照政治局审议条例时,对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提出“谋大事、议大事、抓大事”的定位,及“统筹不代替、到位不越位”的原则,说明中共高层已意识到,作为党内机构的小组和委员会,必须与国务院等行政系统改善分工,要抓大放小、统筹协调,而非越俎代庖、以党代政。 大陆高层这次自我改革,源于10余年来3个领域的施政经验:一是房地产从狂飙到严管,再到急速下坠、触底后却未能反弹,经研究认为可能与党的财经委员会和政的住房、金融管理机构的不协调有关; 二是防疫政策从封城到动态清零再到放开,民间对各级政府封控“层层加码”有很大怨气,高层认为有检讨党政决策制度的必要; 三是美中关系已超出外交、军事层面,商务、经贸、科技等多部门的协调日益重要,现有涉外决策协调体系必须更完善。 两岸制度不同,但文化同源,政治文化也颇为接近,可以相互参考对方经验。 首先,落实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体制外对权力的制衡与监督不可或缺。 所谓体制外,并非专指反对势力,包括体制外舆论、民间团体、社区意见领袖、专业杰出人士等,须有一套由下而上、开放、双向的意见表达与回应制度。 中共自许有自我改革能力,因而能生生不息,制度改革只有进行式,没有完成式,没有最好,只有相对较好。 大陆已进入改革的深水区,这一波自我改革,既要维持既有高效能的决策,又要满足内外部蜂拥而至的各种新挑战,需要勇于突破天花板,吸纳体制外力量共同推动,实现自我监督与外部监督的结合,让制度稳定而富有活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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