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 若不改革 加拿大可能沦为21世纪的阿根廷

2030年代可能成为加拿大的“复兴十年”？这不会通过宣布更多临时目标或再启动一轮新项目来实现。然而，加拿大现任自由党政府（由马克·卡尼领导）似乎已经走上了这条路——霍奇森（Hodgson）部长最近承诺，今年秋天将公布首批中央规划的“国家利益项目”。

但真正需要的，是有勇气去建设能够持续投资的系统与制度。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开启一段新的经济自由化时期，打破几十年来日益固化、如今主宰加拿大的“卡特尔化”经济体系。

项目不是系统

我们必须从建设方式入手。加拿大政治已经陷入了“剪彩文化”。总理宣布碳排放目标；省长承诺建设新的地铁线路；部长发布住房战略。言辞总是宏大，时间表总是遥远方便。但这些目标并不是系统，而是项目——它们的设计目的是抢头条，而不是通过制度确保花的钱真正产生价值。

以渥太华的高速铁路计划 “Alto项目”为例。最初在 2015 年自由党竞选纲领中被称作“高频铁路”。将近十年过去了，经历了无数的拖延和采购轮次，我们终于有了一个财团，但未来四年内连设计图都出不来。这意味着超过 10 年的流程，连一锹土都没动。问题不只是延迟，而是根本性的：一个财团不是制度。Alto 被设定为一次性项目，而不是发展全国高速铁路网的起点。

法国通过建立国有铁路公司 SNCF，不断扩展其 TGV 网络；日本的新干线在常设机构的推动下逐段扩展。这些制度不仅建造了列车，还积累经验、资本和能力，让网络能够持续扩展。而加拿大的做法是：修一条线，然后就算完成。等到未来再次需要高速铁路时，又要从零开始。

这种失败还被我们的预算心态加剧。渥太华现在承诺“运营平衡”，却把资本支出当作一次性的、不规律的活动。但这些投资恰恰是支撑长期繁荣的物质基础。我们应该建立专门的机构，长期、稳定、规模化地建设公共资产，而不是依赖临时流程，既烧钱又产出甚微。

这种病症已经蔓延到整个公共体系。住房审批流程被设计成方便诉讼而非提高效率；电网是碎片化拼凑出来的，而不是全国统一系统；从交通到许可再到医疗，公共服务更像是管理稀缺而非扩充产能。我们没有建立能够积累进步的系统。我们只会搞项目，庆祝宣布，然后下次又从头再造轮子。

每一次重启、每一次特殊审批，都会创造新的寻租空间，让既得利益者、监管者、顾问和工会抽取价值。一个真正连续运作的系统，反而会让这些空间消失。加拿大之所以偏好项目而非系统，绝非偶然，而是更深层次问题的自然表现。

卡特尔主宰了我们

我们经济的核心缺陷并不是政客们嘴上常挂的“繁文缛节”，而是卡特尔化。一个又一个行业，逐渐演变成政府监管者、现有企业、工会/协会之间的“温和合谋”。参与者不同，结果却一样：消费者付出更多，新进入者被排挤，国家的长期繁荣被暗中侵蚀。

最典型的就是电信业：加拿大的无线账单是发达国家中最贵的之一，归功于阻碍新进入者、导致连接落后的政策。航空业也一样，所有权限制和航班时段分配保护了现有企业，让票价高企。银行业同样如此：规制阻止外国竞争者，加拿大几大银行在国内依靠垄断地位赚取超额利润，再将资本扩张到全球市场。

住房也被卡特尔化了，虽然机制不同。现代规划制度剥夺了业主改善土地的默认权，取而代之的是复杂的审批、上诉和收费体系。市政府通过开发费用抽走数十亿，同时审批瓶颈让供应无法预测。结果就是一个配给式市场，公共和私人内部人都能从稀缺中抽取价值。

医疗可能是最严重的卡特尔。我们的全民医保已经僵化成一个垄断体系，由省政府、医生协会和工会共同定义供给。新增诊断与手术资源的资金被压缩，因为稀缺让财政账面上看起来“可控”。病人排队，不是因为没有检测技术，而是因为没有检测产能。我们还说服自己，相比其他发达国家，加拿大几乎是唯一一个将“垄断”当作公平守护者的国家。结果是：全民医保往往等于全民等候名单。

几乎每个加拿大人都受益于某个卡特尔，同时又受制于另一个卡特尔。表面上看似乎可以接受，但叠加起来就成了沉重负担。它解释了为什么投资低迷、生产率停滞，以及为什么加拿大人觉得自己越干越穷。

加拿大需要经济自由化

摆脱困境的方法，不是再争论“政府规模大小”。政府不论大或小，都可能成功或失败。真正的问题是：政府到底是中立裁判，营造竞争条件，还是卡特尔合伙人，以“保护加拿大利益”为幌子保护既得利益者？

一个真正的自由化议程，会让政府回归本位：制定清晰、可预测的规则，降低风险，吸引资本，让加拿大人有信心去投资和创新。清晰，是最被低估的刺激措施，因为它能把想法转化为投资，把公告变成行动。

跨省贸易就是典型。多年来，省长们承诺要拆除壁垒、统一资质认证。但现实几乎没变，进展止步于“谅解备忘录”这种只会制造头条却没有结果的文件。原因很简单：每个利益相关方都坚持要特殊待遇。监管者、行业协会、职业团体都逼迫政客保护他们不受外省竞争。结果就是一堆豁免，让跨国贸易比国内跨省贸易还容易。

如果我们的宪政框架导致监管碎片化、混乱长期存在，那么它也需要被重新审视。19 世纪的联邦制不该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理由，尤其当 21 世纪的繁荣取决于全国性规模与高效制度时。

在加拿大语境下，自由化意味着：清晰的规则、竞争性的市场、有效运作的制度。做好了，自由化会强化而不是削弱福利国家。更富裕、更有竞争力的经济，才能支撑更高的工资、更好的服务和更强的税基。

是时候起飞了

归根结底，这场辩论是关于加拿大是否仍然相信“发展是公共利益”。20 世纪中叶的加拿大，建设了铁路、公路、水电和全民医保——这些系统随着时间推移不断积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但今天，我们正在变成另一种国家：一个管理稀缺而不是创造丰裕的国家，一个通过许可证和排队来分配进步的国家，一个把稳定和安全混为一谈的国家。稳定不是进步。一个国家可以同时稳定又停滞，直到某一天，它既不稳定也不繁荣。这就是曾经富裕的国家如何衰落的。没有改革，加拿大可能会沦为 21 世纪的阿根廷。

2030 年代可以不一样。它可以成为加拿大的“追赶十年”。但前提是我们必须拆解保护既得利益者的卡特尔，重建政府的中立裁判角色，把政府重新塑造成制度建设者，而不是操纵游戏的人。是时候把真正的竞争和发展重新当作进步价值了。

加拿大并非被命运困住，而是被惰性困住。而惰性，本身就是一种选择。

作者：Eric Lombardi 是 More Neighbours Toronto 的创始人兼主席，这是一个志愿组织，致力于解决住房危机。在职业上，他专注于金融和科技领域的战略管理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