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AI争霸 谁是最后赢家？

目前，美中两国在人工智能（AI）领域的激烈竞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 2025年6月26日，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RAND）网站发表“中国不断发展的AI产业政策”的研究报告。接着，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及许多美国网站全文转载，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第一作者、兰德公司兼职研究员陈凯欣（Kyle Chan）多次接受媒体采访。

美国政治风险顾问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地缘科技部门总监鲁晓萌认为，在AI领域，美国与中国“很接近”。美国在AI芯片领域遥遥领先中国，但在算法方面，美国的优势并不明显，中国的深度探索（DeepSeek）仅略逊于美国领先的模型。对于美国将依靠什么取胜的问题，她的回答是“人才和先进的芯片技术”。她认为：“美中双方在一段时间内共存，而美国将在短期内保持优势。”

陈凯欣目前是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研究员。他在论文中表示，中国希望在2030年成为AI领域的全球领导者。目前，北京正在部署涵盖从芯片到应用的整个AI技术堆栈（technology stack）的产业政策。这引出了两个问题：北京采取何种措施来支持其AI产业以及这些措施是否有效？

中国的AI产业政策可能会加速中国在AI领域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通过对研究、人才、计算和应用的补贴。中国的AI模型正在缩小与美国顶尖模型的性能差距，中国AI的应用从电动车和机器人技术到医疗保健和生物技术，正在快速成长。尽管这项成长主要由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创新所推动，但国家支持也有助于提升中国AI产业的竞争力。

陈凯欣认为，中国AI产业政策的某些面向也存在浪费，如AI芯片在企业间的分配效率低。即使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其他瓶颈也难以克服：美国主导的对AI芯片以及生产此类芯片所需的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限制了中国AI开发者可用的运算资源。计算资源的匮乏迫使中国企业在投资短期模型开发进度和建构长期抵御制裁能力之间做出权衡。

尽管存在一些浪费和优先事项冲突，但中国的AI产业政策将通过为本已强大的产业提供人才和资金，帮助中国企业与美国AI公司竞争。中国的AI发展很可能会紧跟在美国之后，保持第二的位置。这种发展既受益于私人市场的竞争，也受益于中国政府的投资。

论文的关键要点如下：中国政策制定者并不专注于“赢得通用AI竞赛”。相反，中国政策制定者专注于打造一个世界领先且具有韧性的AI产业，以推动从制造业、医疗保健到教育和政府服务等整个经济领域的生产力提升。

中国的AI政策尤其注重“硬科技”应用，如机器人技术和工业自动化。中国正在开发自身在AI技术各个层面的替代方案，这主要是为了增强应对美国不断升级制裁的韧性。“开源是中国政策制定者和科技公司追赶美国主导AI的关键策略，有助于推动应用并培育更广泛的生态系统。”

中国正在建构国家一体化运算力网，利用西部省份的再生能源来提升中国的运算能力，但面临数据中心建设薄弱的问题，故运算能力仍远远落后于美国。由地方政府组成的国家支持的AI实验室，如上海AI实验室，在基础研究、制定行业标准和培养人才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2025年5月19日，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发表“中国下一代AI或将超越美国”的研究报告。报告称，中国科学家有望建构下一代AI，这种AI融入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并可能推动中国在类人的通用人工智能（AGI）的竞赛中领先美国。该报告首席作者威廉．汉纳斯（William C. Hannas）表示：“中国在AI领域的多方面创新方法意味着美国有可能落后，并且可能已经太晚了。”

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CSET）的团队在最近发表的报告中表示，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两家总部位于北京的领先AI机构已在武汉设立分支机构，合作开发大型生成式AI模型的复杂替代方案。报告揭露，武汉是其他科学技术研究（包括AI）的主要中心。

CSET首席分析师、前中央情报局（CIA）中国分析高级专家汉纳斯说：“我们需要快速而巧妙地开展工作，仅仅向数据中心投入数十亿元是不够的。我们需要采取竞争性的方法。”芯片和算法是美国的两大优势，但 正在被中国本土的变通方案所侵蚀。更糟的是，双方玩的并非同一套游戏。美国公司专注于大型统计模型，而中国则通过资助多种通用AI（AGI）路径来设法取胜。

汉纳斯和另外两位CSET研究人员张慧美（Huey-Meei Chang）和丹尼尔．周（Daniel H. Chou）在“武汉的AI发展：中国迈向通用AI（AGI）的替代跳板”一文中写道，中国科学家和政府更进一步，将AI嵌入（embodying）到现实环境中。“这些AI融入了执政党缺省的价值观，能够与自然环境交互，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学习。”

武汉作为国家支持的研究实体被视为在中国各地部署的垫脚石（stepping stone）。科学界的广泛共识是，无论谁先发展出成功的通用人工智能模型，都将对全球实力产生巨大影响。汉纳斯、张和周写道：“我们也应该牢记，我们有可能被一个行动更快、更果断地实现人工智能的国家在竞争中击败。”

武汉的联合计划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CASIA）、北京大学、武汉AI研究院和科技公司华为领导。该计划为武汉的工商企业“注入”AI，将AI的触角扩展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他机构也参与了一个相互关联的研究领域，打造“一个可解释、可信赖、可演化的开放复杂环境多模态AI基础设施平台”。

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地缘政治、经济和技术中心的瓦伦丁．韦伯（Valentin Weber）表示，美国和中国都在为实现通用AI投入大量资源。美国的相对优势在于AI芯片和运算中心。但中国已在其大多数城市推广AI，用于城市治理，同时也发展大型语言模式（LLM）。“中国AI在现实世界中的部署方面走得更远。这增加了它率先实现通用AI的机会。”

作者引述人工智能科学家吴志强（与朱松纯共同担任北京大学武汉AI研究院院长）的话称，其目标是打造一种“价值驱动”的通用AI，使其成为“智能社会的运作模式”和社会治理的工具。吴志强和朱松纯曾在美国任职，都获得美国国防机构的多项拨款。“新闻周刊”先前报道，朱松纯获得了超过3000万美元的联邦拨款。

汉纳斯说，更重要的是传播和应用，而中国在这方面占据绝对领先地位。他表示：“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研发关注甚少，而中国对美国的AI研究有着深入的了解。”

2025年6月18日，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专家就AI将如何影响未来五年的中美关系组织研讨会，该学会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对AI未来五年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进行了发言，内容涵盖安全、出口管制、教育、虚假信息、风险降低、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以及AI。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亚洲政策研究中心外交政策研究员帕特里夏．M．金（Patricia M. Kim）说，AI是大国竞争的新前线。美国和中国正陷入一场高风险的竞赛，争取利用AI获取经济、军事和战略的优势。 “两大国之间的AI竞赛影响深远，理应受到关注。”

正如冷战时期的核武一样，升级的担忧促使美国和苏联避免直接对抗，最终寻求军备控制，而AI领域也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例如，在2024年11月罕见的一致行动中，华盛顿和北京公开承诺将AI排除在核子指挥和控制系统之外。当然，实施和验证远比空谈重要。现实是：两个大国都面临巨大的风险，不能冒险让AI引发失控的升级。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外交政策非常驻高级研究员黛安娜．傅（Diana Fu）表示，美国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受到来自中国和其他外国势力的干涉。这是由双重因素造成的。一方面，外国势力利用AI发动攻势，试图分化美国选民。这包括宣传图片和视频，将美国描绘成一个充满暴力的社会和武器实验室，最终导致野火等环境灾难。中国还利用AI制作了美国政客的虚假视频，诋毁或谎报其在关键政策问题上的立场。另一方面，美国正在削弱自身的防御机制，同时放松对私人企业AI创新的监管。

外交政策研究主任、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安全、战略与技术中心主任迈克尔．E．奥汉隆 （Michael E. O’Hanlon）表示，从军事角度来看，未来五年AI将主要在三个领域进入军事领域：情报、数据处理和战斗管理以及机器人集群的协调。在预期的时间跨度内，有可能取得重大进展。

一是情报。AI每天都要对整个地球表面进行多次集体成像，任何追踪其他组织（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美国武装部队）的行动和位置的组织都将从自动数据处理中受益匪浅。二是战斗时期的数据处理和战斗管理。为防御中国可能向台湾（或冲绳或关岛）发射的飞弹和无人机的弹幕攻击，美国可以动用类似的火力来对抗中国。三是机器人集群的协调。美国“拷贝者”计划从今年夏天开始为美国国防部部署大量无人系统（无论是在海上还是水下、在空中还是地面）。

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计划主任、全球经济与发展高级研究员埃尔哈姆．塔巴西（Elham Tabassi）认为，AI革命正在重塑中美关系，技术发展很可能成为未来五年双边关系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DeepSeek R1模式催化了AI开发向开源方向的转变。开源模型允许用户独立部署和修改AI系统，从而更容易将模型集成到基础设施中，这会产生持久的依赖关系。“它不仅带来技术优势，还可能带来长期的策略影响。”他指出，开源模型可能存在安全和滥用风险。不过，开源模型可以被修改以消除安全约束，从而可能通过开发恶意代码来激活有害应用，如自动网络攻击。

美国智库欧亚集团部门总监鲁晓萌则不认为美国正在走向封闭、严格控制的人工智能系统，因为最近宣布的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将重点放在推广开源模型上。现在判断闭源模型还是开源模型将在这场竞赛中胜出还为时过早。“它们也有可能共存，就像安卓（开源操作系统）和苹果（闭源操作系统）并肩竞争一样。”

伊利诺大学资讯学院助理教授、麻省理工学院未来科技计划客座教授孙梅岑表示，最近，川普总统同意解禁Nvidia辉达（另称英伟达）向中国出售H20芯片。她说，解禁看似突然，实质美国若干年政商利益权衡的结果。在中国市场的庞大需求下，出口管制使得以辉达为首的美国芯片大厂坐失海量销售额，故解禁自然符合其商业利益。

她表示，说服美国政府解禁的最终原因还是战略考量。首先是“适得其反”论，即美国出口管制造成的算力危机反而迫使中国自主研发出了低成本的深度求索（DeepSeek）等模型。如果继续限制辉达、超微的出口，则可能把全球市场的大半拱手让给中国。这里的“市场”不仅限于AI产品的销售，而且还包括AI技术标准制定等一系列策略制高点。

川普总统试图把提高关税作为阻止中国在AI等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她表示，关税、出口管制一类限制性政策的出发点都是限制对手而非提升自我，故不是长久之计。曾一度支持科技遏制中国的美国前商务部长雷蒙多离任之际也承认，打压中国实为弄巧成拙。

她指出，关税对经济的影响远不止物价。更深层的弊端来自于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关税抑制内需，进而打击企业创新的积极性。AI产业又往往具有高风险高报酬、前期投资密集等特点，所以影响更大。有业界同事就曾经拿游戏芯片举例：芯片何时发布不是大厂说了算，而是家长的钱包说了算。

有人估计，美中两国的竞争会导致世界上出现两种AI产业，即美国及其盟友使用一种AI，而中国使用另一种AI，大家各玩各的。她认为，完全分化可能性不大，因为数据、算法等资源都已广泛分享。另外，美国与盟友在AI的应用与管理上也不趋同。欧盟对数据科技的接受度相对谨慎，对美国科技也不总是持欢迎态度。这点从其对Google、微软等公司的施压就可见一斑。

而比起搜索引擎和社群网络，AI代理一类产品更有可能对个人隐私构成威胁，进而加深欧盟及其它国家对美国AI的抵触。

不排除一种情况是，中美两国AI进一步深化各自优势，如“深度求索”为解决算力短缺所做出的创新，给习惯于砸资本的硅谷上了一课，也拓宽了AI研发的视野。“若能确保此类良性竞争，反或推动全球AI水涨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