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改革了！一位华人居民致多伦多市长邹至蕙的一封公开信

尊敬的邹至蕙市长：

您好！

我是一名自2005年移民来多伦多的老居民。二十年来，我在这里从头开始——读书、工作、创业、参与社区活动，也亲眼见证了多伦多从一个相对平衡的城市，逐渐演变为两极分化的都市：一边是高楼林立、房价飙升的市中心；另一边，是越来越多的露宿者、食物银行的长队、房租难以承受的普通家庭，以及默默挣扎的老年人和新移民。

社会规划机构（Social Planning Toronto）的报告指出：13.2% 的多伦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这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真实的故事——退休金不够交房租的老人，因语言障碍找不到稳定工作的新移民，长时间打两份工仍无力供养孩子的单亲母亲，以及露宿在街角的年轻人。

多伦多，作为加拿大最富裕、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不应让“贫困”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阴影。
我写这封信，并非抱怨，而是希望与您分享一位普通老移民对这座城市的观察与思考，
更希望能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让“宜居、公平、包容”的城市愿景真正走进现实。

现状分析：贫困，不只是收入问题

1. 城市的高成本正在排挤普通人

在多伦多生活的人都知道，住房成本是最直接、最沉重的负担。
根据市政报告，平均租金已超过每月 $2,500，加上食品、交通、保险等基本支出，一个四口之家若年收入低于 $80,000，几乎无法维持体面生活。

问题在于：贫困不再局限于无业者或低技能人群。
越来越多的“working poor”（有工作却贫困的人）出现在城市中。即使每天辛勤工作，仍然要依靠食物银行、补助、亲友支持维生。

2. 少数族裔、新移民与老年人是“隐形受害者”

在华人、南亚、非洲裔及中东移民社区，贫困率显著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原因复杂：语言障碍、学历认可难、就业歧视、缺乏本地工作经验、以及社会网络薄弱。
而老年移民尤其困难——他们贡献多年，却在退休后面临养老金不足、住房压力与孤独感。

3. 无家可归者激增，社会安全感下降

近年来，市中心和地铁站的露宿现象明显增加。
无家可归者不仅是“社会边缘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曾是工人、租客、甚至公务员。
医疗支出、房租上涨、心理健康问题或意外失业，足以让一个普通家庭在几个月内陷入困境。

这不是个人失败，而是系统性问题。

政府层级的责任与挑战

1. 市政府（多伦多市长与市议会）的责任

多伦多市政府直接面对民生：住房、交通、公共服务、收容所、社区项目。
您的政府在“可负担住房战略”与“贫困减缓行动计划”中已做出努力，例如：

扩建收容空间；
推动“Modular Housing”（模块化住房）；
与非营利机构合作提供低租金公寓；
为儿童、老年人和残障者增加社区支持服务。
但问题在于：市政财政严重受限。
多伦多约 70% 的收入来自地税与使用费，其余部分依赖省级和联邦转移支付。
这种结构导致市府即使有意愿，也往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因此，贫困问题的根本缓解，必须超越市政层级。

2. 省政府（安大略省）的角色与责任

省政府掌握社会援助制度（Ontario Works、ODSP）、最低工资政策、住房建设法规与租赁市场管理权。
然而，援助金额长期停滞不前。
例如：ODSP领取者的月收入往往连房租都不够。
省府若不能提高社援金、扩大租金控制范围、支持非营利建屋，再多的市政努力也难以见效。

此外，“部长划区令”（Minister’s Zoning Order, MZO）虽有助于加速项目，但若使用不当，会削弱市政规划权、引发开发失衡。
我建议：省政府应让市府主导地块选择与社区咨询，在加速的同时保障公平与透明。

3. 联邦政府（加拿大政府）的宏观作用

联邦政府拥有更强的财政能力与全国性政策工具。
“国家住房战略”（National Housing Strategy）与“Canada Housing Benefit”都是积极举措。
但联邦资金往往需要省、市配套才能落实。
因此，建议联邦应：

控制难民的大量涌入多伦多
直接增加对多伦多的长期资金拨款；
设立“老年与新移民住房专项基金”；
通过税制改革（如对空置房、高端房产征税）筹资；
推出全国性的“城市反贫困指标”体系，按表现分配资金。
这不仅是财政问题，更是国家社会正义的体现。

加税的辩证分析：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

我理解市政府面临的财政困境。但“加税”不能成为唯一手段。

1. 物业税：结构性不公

物业税占市府收入的六成以上。
但当前制度让房价高的社区承担更大负担，而中低收入房主可能被迫卖房。
市府应当考虑分级地税制度，让多套房、空置房、商业地段承担更高税率；
而对唯一自住房与老年业主提供税收缓冲与分期机制。

2. 企业与开发商的责任

在繁荣的房地产与商业地产领域，利润极高，但社会贡献有限。
应要求大型开发商在新项目中提供 至少20%的可负担单元；
并探索“开发红利税”机制——将部分商业利润转入社会住房与社区项目基金。

3. 财政透明与信任机制

民众愿意支持合理的加税，前提是看得到钱花到哪里、产生什么效果。
市府可建立公开在线平台，实时公布“减贫资金”流向与成效，增强信任。不能把增加的税给这些议员加工资。

社会的角色：接纳、协作与共建

贫困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结构与文化态度的问题。

1. 社会接纳与公众认知

贫困常被误解为“懒惰”或“自作自受”，
但事实上，很多贫困者是被系统排除在外的劳动者、母亲、移民、长者。
市府可以通过教育与宣传，倡导“共同城市”（Shared City）的理念：
人人都为城市做贡献，人人都应被尊重。

2. 社区组织与民间力量

社区中心、宗教团体、非营利组织、族裔社团是城市韧性的核心。
政府应以“合作伙伴”而非“委托执行者”的方式支持他们。
例如：通过多年度拨款、租金减免、行政简化，让这些机构能持续服务基层。

3. 企业社会责任

大型企业（特别是金融、地产、零售、科技）应承担社会义务，
可鼓励他们设立“社区再投资基金”，提供就业培训、支持老年服务、捐助食物项目。
政府可给予税收激励，推动公私合营的社会计划。

作为老移民的思考与建议

作为在加拿大生活了二十年的移民，我深刻体会到：
一个城市的伟大，不在于它的高楼，而在于它能否让普通人活得有尊严。

我愿提出以下具体建议，供市府与相关机构参考：

1. 针对老年与新移民的专项行动计划

在“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中设立“老年移民关怀专项”；
增设社区语言陪诊、生活顾问、心理健康辅导；
扩展社区廉洁食堂与低价交通票。

2. 创立“多伦多生活成本指数”

让市民了解真实生活成本，并以此作为政策调整基准（如社援金、补贴额度）。

3. 推动“多伦多志愿互助平台”

鼓励居民参与食物分享、旧衣捐赠、陪伴长者等公益活动，
用数字化工具连接有能力帮助与需要帮助的人。

4. 加强城市规划的公平性

要求所有大型开发项目必须进行“社会影响评估”，
以防止低收入居民被迫迁离（gentrification）。

5. 建立“城市公平委员会”（Urban Equity Council）

由社区代表、学者、移民组织、商业机构组成，
负责监督贫困减缓项目进展，提出改进建议，保证政策延续性。

6. 向新移民群体发出邀请

市府可在新移民群体包括华人社团、同乡会、文化中心举办公开对话，
让更多移民以母语表达关切、提出意见，
这既有助于政策公平，也能提升新移民的归属感与参与度。

让温暖回到这座城市

邹市长，我相信您理解普通人的艰难，因为您自己也从平凡奋斗而来。
今天的多伦多，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
我们可以继续向“昂贵的世界级城市”迈进，也可以努力成为“人人都有尊严的城市”。

贫困不是命运，而是制度选择的结果。
而每一个城市领导者，都有机会让这种选择变得更温暖、更公正。

希望这封信，能为您在制定政策与预算时提供一些民间的视角。
更希望我们这些普通居民，也能与政府携手，让“富裕的多伦多”成为“有温度的多伦多”。

谨致
敬意与祝福！

署名：厦南
多伦多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