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荒谬成为事实，反抗就是义务

在我们国家里，荒谬几乎无所不在，就像大象一直都在客厅里，但是大家都选择视而不见。 这样的荒谬已经慢慢在蚕食我们的民主制度，蚕食我们习以为常的文明理性和常识边界，让国家处于极度不正常的状态。

这种荒谬随手拈来。 从国家名字、国家历史、空间地名和街道名字、节日订定、国营企业和驻外单位名称、政党名字等，处处都充斥着“中国”的实质与意象。

无所不在的荒谬

诸如：我们的国家历史究竟多有长？ 是从何时算起？ 是中华民国的一一四年？ 还是台湾的四百年或包含原住民族的上千年？ 我们的国庆为何是十月十日？ 是台湾的独立纪念日吗？ 不是。 那是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的开端，最终推翻满清建立中华民国; 可是那时台湾还是日本的殖民地，跟武昌起义毫无关系。 这样的国庆不很奇怪吗？

再来，十月二十五日“光复节”又回来了，而且今年开始又放假。 所谓的“光复”指的是，一九四五年二战后中华民国蒋介石政府代表盟军在台湾接受日本投降，由陈仪代表于该日接受日本投降书。 然而蒋介石政权接收台湾并不是“光复”，而是“劫难”的开始：包括一九四七年二二八大屠杀和后来长达四十三年的白色恐怖统治，造成台湾菁英整个世代数万人被蒋介石政权杀戮殆尽和猎捕入狱，数十万家庭支离破碎、家破人亡。

至今全台各地都有中正路和蒋介石铜像，甚至在首都市中心还竖立一座硕大的中正纪念堂，继续缅怀这位曾经实施独裁统治并杀害无数台湾人的独裁者。 请问这代表什么样的价值？ 这是在羞辱民主或歌颂民主？

甚至，台湾最大的不正常是一个以“中国”为名的政党中国国民党，至今仍执意怀抱大中国意识形态，他的党主席当选人还大声宣扬：“要让所有台湾人都很自豪地说我是中国人。”而隔壁如假包换的中国，正是处心积虑要并吞台湾的敌国。 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里，你可曾听过美国有英国自由党？ 英国有美国共和党？ 法国有德国社会党？ 意大利有法国人民党吗？ 绝对没有。 只有台湾有一个以敌国命名的中国国民党。

而且，至今台湾很多县市的街道都充斥着中国的省名和地名。 有一次我在台北大街小巷移动办事，一整天下来赫然发现我几乎走不出中国。 这种荒谬感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周遭，甚至已侵入意识而我们浑然未觉。

台湾最大的不正常是一个以“中国”为名的政党中国国民党，至今仍执意怀抱大中国意识形态，他的党主席当选人还大声宣扬：“要让所有台湾人都很自豪地说我是中国人。”（资料照）

建构台湾史观刻不容缓

后殖民主义批判的先驱法农（Frantz Fanon）曾说：“所有的被殖民者都有精神官能症。 他们不仅在文化上遭受严重的心灵创伤，甚至最终会对殖民者产生绝对的依恋。”至今仍有为数不少的台湾人死忠支持中国国民党，即是最真实的写照。

蒋氏政权和中国国民党在台湾超过五十年的殖民统治，让大中国意识形态长久垄罩在这块土地上，带来许多荒谬现象至今仍深深影响台湾。 台湾在19900年代初期从威权统治进入民主时代，错失了处理转型正义的最佳时机。 没有追究中国国民党的罪责，没有清理威权残留的遗绪，致使中国国民党至今从未向社会道歉、也从未深切反省，甚至继续在政治场域上利用民主反民主，让政治陷入混乱恶斗的泥沼，更让民主宪政体制摇摇欲坠。

换句话说，当今的政治乱象和民主脆弱正是由于转型正义没有处理; 而转型正义被污名化和难以推动，更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好好正视历史记忆的传承。 一个有历史意识觉醒的公民，对于现实政治乱象的理解，或许比较会有清晰的、不容易动摇的信念与判断; 反之，新世代年轻人如果缺乏台湾历史意识的觉醒和省思，恐怕会在政治话术和短影音等破碎化信息的弄中，迷失掉对政治的理性判断和对民主价值的深刻理解。

所以个人认为，如果我们没有回到原点，回到“建构台湾史观”的原点，并且认真地将历史记忆传承下去，恐怕我们国家未来依然会在政治恶斗的烂泥中打滚。 没有台湾史观的人民，无法建立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 甚至也无法建立一个正常的民主宪政体制。 从民主宪政体制、日常生活到集体记忆，我们至今仍然和“大中国阴影”在鬼打架; 不是吗？

建构“台湾主体性史观”的国家历史，是建构一个正常民主国家的重要起点，更是维系和稳定民主宪政体制最重要的基石。

以大树理论建构国家历史

《想象的共同体》作者纳迪克.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说：“国家是一个想像的共同体。 他是一个被记忆的共同体，一个拥有想象的历史，同时用他自己的历史记忆来定义自己的共同体。 没有国家能在缺乏国家历史的情况下存在，他是存在国民心中不可抹灭的记忆。”然而存在台湾的政治现实是：蓝营有蓝营的历史记忆，绿营有绿营的历史记忆，但我们没有共同的历史记忆。

前南非大法官暨南非新宪法起草人奥比. 萨克思（Albie Sachs）也曾说：“一群没有共同记忆的人不可能组成国家，也不可能孕育出共同的公民精神。 你不可能在同一块土地上有一套白人的历史、一套黑人历史，而且两者互不对话、各自表述，你需要有一套单一、普遍且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国家历史。”

没有共同历史的国家，注定成为分裂的国家，一如台湾。 我们终究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寻求最大的认同共识。

个人认为，建构我们的国家历史必须根植于这块孕育世世代代台湾人的土地，我用“大树理论”来说明：以“台湾主体性史观”来建构我们的国家历史，亦即从上千年来南岛语系原住民住存在的历史算起，历经明清、荷兰、西班牙、日本、国民党来台至今的历史轨迹，就像是一棵千年巍巍大树昂然竖立在台湾的土地上。 我们可以接受中国国民党从一九四九年像一根枝桠嫁接到这棵大树，成为大树的一部份; 但绝对无法接受将台湾这棵千年大树连根拔起嫁接到中国。 这就是大树理论——以台湾主体性史观建构的国家历史。

甚至在首都市中心还竖立一座硕大的中正纪念堂，继续缅怀这位曾经实施独裁统治并杀害无数台湾人的独裁者。 （资料照）

在反抗中找到存在意义

建立正确的国家史观非常重要。 因为，史观会影响身分认同和国家认同; 而认同会影响政治判断与抉择，以及安身立命的归属感。

小说家卡缪的作品贯穿着两个重要的主轴：荒谬与反抗。 他意识到世界的荒谬无所不在，在自我觉醒中产生反抗的行动，在拒绝荒谬的反抗中找到存在的价值。 所以他说：“我反抗，故我们存在。”

活在台湾，荒谬无所不在。 当荒谬成为事实，反抗就是一种义务。 我们必须在反抗荒谬的过程中找到存在意义，从个体反抗到群体反抗，在反抗荒谬中创造集体的公共价值; 甚至在漫长的反抗行动中，找到支撑我们持续前进、永不放弃的希望。

而那种希望，自始至终都蕴含着我们追求正常独立国家的渴望，以及更崇高的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